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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科学中心语境下 中国打造世界一流大学的路径选择 

发布时间:2019-04-25 3:48:54

康小明 文/图

创新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核心动力,实施创新发展战略的关键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而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大学则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主体。从世界范围看,随着以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将到来,世界各国都在纷纷提升本国研究型大学系统的综合竞争力,为抢占新科技革命时代的科研以及人才制高点提供强大的支撑。如何通过前瞻谋划和系统布局等举措提升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创新能力,构建世界一流大学体系已经迫在眉睫。

研究型大学及其功能定位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来,研究型大学已经被公认为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发动机。研究型大学的主要特征为:以与国内外组织保持广泛而良好的合作关系为基础,拥有完善的教学及科研试验设施 (如图书馆、实验室等)、一流的师资与科研队伍,以创新性人才培养及科学研究为中心,以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原创性科研成果、多学科系统集成、先进创新文化及优质社会服务的最大输出为主要目的,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与社会全面和谐共处提供关键人才、核心技术支持及必要社会需求服务的组织,该定义虽然稍显复杂,但是却揭示了研究型大学的核心功能,那就是人才培养 (教学中心)、科学研究 (科研中心) 和社会服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 等。

从高端人才的培养功能看,2016年度,中国共有研究生培养机构793个,其中,普通高校的研究生培养机构就占到了576个,占到了全部研究生培养机构的72.64%;从科学研究功能看,中国2016年度的基础研究经费总额为822.9亿元,其中由高等学校承担的基础研究经费为432.46亿元,占到了全国基础研究经费总额的52.55%;从社会服务功能看,2016年度由高等学校向其他机构转让的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为360.02亿元,占当年全部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11406.98亿元) 的3.16%。如果仅考虑事业单位法人实现的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则高等学校所占的比例高达31.32%。由此可见,研究型大学在我国教育、科技和经济领域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因如此,我国从1992年开始启动的“211工程”(面向21世纪,重点办好一批(100所左右)高等学校)以及1998年开始启动的“985工程” (以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为目标),都是为全面提升我国研究型大学的整体实力而推出的系统改革工程。在中国颁布的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 中,明确提出要将“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在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中也明确提出,要“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壮大创新人才队伍”“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在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中则明确提出要“建设规模宏大的人才队伍”、“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等。而在2017年颁布的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 中更是明确提出要“拥有一批世界一流的科研机构、研究型大学和创新型企业,涌现出一批重大原创性科学成果和国际顶尖水平的科学大师,成为全球高端人才创新创业的重要聚集地。”为了顺利实现上述发展目标,同时也为了服务于世界科学中心的战略目标,中国迫切需要提高包括研究型大学在内的各大创新主体的创新能力。

国际视野下的研究型大学竞争格局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基础研究取得了飞速发展,但是在基础研究成果质量和重大基础研究成果方面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足。根据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sentialScienceIndicators) 的统计结果显示,从2005年1月到2015年4月,虽然我国ESI论文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14898454篇),但是仍然离排名第一的美国 (63143934篇)存在不小的差距。而ESI论文引用率则与不少科技发达国家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中国的ESI论文引用率为8.55次/篇,美国为17.12,德国为15.57,英国为17.07,日本为11.64,法国为14.8,加拿大为15.42%,意大利为14,西班牙为12.94)。由此可以发现,我国基础研究重要成果形式之一的论文质量尚存在着很大的提升空间。此外,在基础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的国家需求领域,我国的大学仍然存在着投入强度不足、科研平台跨学科、跨领域、跨团队战斗力不强 (例如国家实验室的财政支持机制以及科研运行机制就很难满足其战略定位的需要) 等问题。

虽然我国的研究型大学自改革开放以来获得了迅速发展,但是仍然离传统的科技教育强国还有很大的距离。从目前世界范围内几大典型的研究型大学排行榜的排名情况看,无论是世界大学100强,还是世界大学20强,美国和英国都是全球实力最强的高等教育强国。在ARWU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的简称,AcademicRankingofWorldUniversities,由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研究发布,2003年首次发布第一次排名结果)、QS(QSWorldUniver-sityRankings,简称QSrankings,是由教育组织QuacquarelliSymonds (QS) 所发表的年度世界大学排名),USNEWS (由美国权威的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U.S.News&WorldReport) 发布的USNews世界大学排名(USNewsBestGlobalUniversities)、THE (由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 (TimesHigherEducation) 与全球最大的留学服务机构IDP教育集团一起研究发布的世界大学排名)以及NI(由国际知名学术出版机构—英国自然出版集团的 《自然》 杂志推出了世界学术机构排名,包括了大学和科研机构) 等对全球研究型大学的排名中,不难看出中国的明显弱势。

在世界大学100强中,无论哪个榜单,美国的大学总数都高居榜首,所占比例最高的是NEWS排名,美国占了51所,即使是最低的QS排名仍有32所。其次是英国,在QS排名中前100强的大学中占了18所,即使在NI (自然指数) 的大学排名中也拥有8所前100强的大学。而中国在全部的大学排行榜中,表现最好的是NI (2017) 大学排名,有15所,表现最不理想的是ARWU和NEWS排名,各只有2所大学挤进了排行榜。由此可见,美国作为世界科学中心和教育中心,短期内还很难有其他国家能够对其构成挑战。中国要发展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和教育中心,必须大力提高大学系统的整体实力。

表2-1:世界大学100强的分布格局 (单位:所)

如果选取世界各大排行榜的前20名世界顶尖大学,进一步分析其分布格局,不难发现,无论是ARWU和QS,还是USNEWS、THE和NI,美国的大学都占据了50%以上的份额,其中USNEWS的排名中,前20名大学中,美国拥有17所;在上海交通大学的ARWU排名中,前20名大学中,美国也占据了16所;在THE和QS的排名中,前20名的大学中,美国也分别拥有15所和11所;最低的NI2017排名中,美国也拥有前20名大学中的10所。由此可见,在研究型大学体系中,美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中国只在NI2017排行榜中,只有4所大学进入了前20强;在大学的综合实力排行榜中中国则无一进入前20强。

由于自然指数是根据各国或各科研机构每年发表的约6万篇高质量科研论文的贡献情况进行排名,而其他排行榜则是根据大学的综合实力进行排名。因此,自然指数更适合测量大学和科研机构的高质量论文产出情况,而其他排行榜则更适合大学的综合实力排名。中国的顶尖大学目前在以高质量论文为测度指标的评价中已经具备了较强的优势,但是在整体实力方面离世界顶尖大学尚有一定的距离。

表2-2:世界大学和科研机构20强的分布格局 (单位:所)

注:数据来源:http://www.igo.cn/zt/2015University_Rankings/#us

http://rankings.betteredu.net/

https://www.natureindex.com/institutionoutputs/generate/All/global/government/weighted_score

世界科学中心与高等教育中心紧密相联

 

“科学中心”一词源于1927年英国科学史家丹皮尔的著作 《科学史及其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此后,世界各国学者对于科学中心的研究热度未曾衰减。其中,影响力较大的,当属1962年日本科学史学家汤浅光朝提出的世界科学中心转移规律,也就是科学史上所谓的“汤浅现象”。他对赫庞飒编写的 《科学和技术编年表(1501-1950)》 以及 《韦伯斯特人物传记》 进行统计研究后发现,近现代世界科学中心进行了5次转移:最早是意大利,然后转移到英国,之后转移到法国,继而转移到德国,接着转移到美国并一直保持至今。转移的周期约为80年,并据此预言美国的科学中心地位将于2000年发生转移。然而,该预言并未成真。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历程都有显著标志。第一个世界科学中心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 (1540-1620),由于文艺复兴和第一次科学革命,既带来了思想解放,也推动自然科学逐渐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第二个世界科学中心从意大利转移到了英国 (1660-1750),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出现了大量领先世界的重大科学成果,以牛顿的经典力学、波义耳的元素说、哈维的“血液循环论”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紧接着,法国开始接替英国成为了第三个世界科学中心 (1760-1840),科学空前繁荣,在数学界、物理学家、化学界和生物学界涌现了一代科学巨人。继法国之后,德国开始成为了世界科学中心 (1840-1910),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地质学等领域开始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进入20世纪以来,德国在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领域的获奖人数远远超出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伴随着美国的崛起,世界科学中心开始转移到了美国 (1920至今),自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全球诸多重要的科学成果都产生于美国,在材料科学、电子及信息科学、生物学、原子能科学以及航空航天科技等领域一直位居世界前沿。自从1945年恢复诺贝尔奖以来,美国的获奖人数一直稳居世界各国之首,至今仍然是无可争议的世界科学中心。

按照本-大卫的观点,科学是一种社会建制,而教育是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其中的高等教育又是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场所。因此,世界科学中心的出现必然离不开教育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教育系统培养出来的具有尊严、独立和自由精神的广大国民。从人类历史上历次世界科学中心的形成过程看,一个国家必先成为教育中心而后才成为科学中心,而且教育中心的持续时间和科学中心持续的时间成正比。例如,意大利的教育中心持续期为120年,科学中心持续期为80年,技术中心持续期为130年;英国的教育中心持续期为150年,科学中心持续期为90年;德国的教育中心持续期为50年,科学中心的持续期为70年。法国是个例外,其教育中心的持续期有180年,但是科学中心的持续期只有80年。

科学中心从一个国家向另外一个国家转移的过程,往往是后发国家向先进国家学习,然后结合本国实际,加以修正和创新,从而导致高等教育和科学活动中心的转移,无论是世界科学中心形成所需的人才储备,还是知识储备,都离不开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例如美国,不仅继承了英国优秀的科学传统以及德国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更是继承并放大了德国的研究型大学体制。借助二战带来的契机,美国不仅引进了大量的高级科学人才,而且为这些科学人才提供了用武之地。最终使得美国一跃成为世界教育中心和科学中心。

 

科技发达国家提升大学竞争力的重大举措

 

为了提升本国的科技竞争实力,进入21世纪后,包括美国、英国和德国在内的世界主要科技发达国家都在纷纷通过多元化的政策举措,进一步提升本国的大学竞争力。

2006年2月,美国政府发布了ACI即 《美国竞争力计划》,主要目标是通过强化从幼儿园到高等教育机构的数学、科学和外语教育与研究,增强美国的教育基础,从而达到提高美国竞争力的目的。同年9月19日,美国高等教育未来委员会出台了《领导力的考验:规划高等教育未来》,指出美国高等教育需要以显著的方式加以改善,从而完成“从一种主要以声望为基础体制向以效绩为基础体制的转变”。9月26日,《美国高等教育行动计划》 出台,该计划规划了未来10年至20年美国高等教育走向,目的在于提高高等教育的效绩,以及人们测量这种效绩的能力。这些计划将使高等教育成为学生、家长、企业领袖和纳税人都更加容易进入、支付和承担责任的事业。此外,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和科技政策办公室先后在2009年、2011年、2015年联合发布 《美国创新战略》,其中涉及到高等教育的内容包括:培养高素质人才,打造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人才队伍;改革移民制度,开放高技能人才签证限制,以留住美国培养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为高技术人才和为美国做出突出贡献的移民扫除障碍;此外,美国还提出加大全社会研发投入,力争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3%等。

从2003年1月至2016年5月,英国陆续发表了《高等教育的未来》 白皮书、《崇高志向:知识经济中的大学未来》 《以学生为中心》 《知识经济时代的成功:卓越的教学、社会流动和学生的选择》 等白皮书,提出自由与拨款制度,给高等院校充分的自由和资源,促进知识向财富的转化;建立透明的高等教育市场化体系,增加学校的良性竞争,增强为学生的服务意识,提高教学质量;维护学生作为高等教育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建立适应新目标的官立框架,保障学术自由;8提出改革研究和创新服务体系,建立独立的研究和创新机构—英国研究和创新委员会,负责研究和创新方面的拨款,维持每个研究理事会和创新委员会的独立身份和单独预算。

为了提升德国在科学研究领域的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德国也在不断强化其高等教育质量。2002年,德国设立了青年教授席位制度,并在2004年12月通过新的 《高校框架法》 修订条款,支持青年学者趁早开始独立教学、科研和指导博士生,青年教授期满后可申请终身教授;德国联邦政府还与16个州政府于2007年8月签署了《高等教育协定2020》,在2007-2020年间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出资让高校增加学习位置,改善教学条件,同时还为高校已经获得德国科研协会资助的科研项目提供额外的项目经费,以实现扩招和提升高校教学质量与科研水平的发展目标。2008年德国还出台了《青年科学家培养报告》,强调“为德国的青年科学家创造最佳条件”,建立专门的咨询委员会,为青年科学家培养和成长拟定制度框架。此外,德国还出台了包括“国际化战略”文件(2008年) 《国际合作行动计划》 (2014年)、《欧洲研究区战略》 等战略措施,积极参与欧盟科研创新合作,大力推动大型科研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开展国际科技合作等。

 

中国提升大学创新能力的出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五四”青年节和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校庆之际,与北大师生座谈时指出:“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今天,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

“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材之成出于学”,为了更好地助力中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迫切需要全面提升我国研究型大学系统的创新能力。在借鉴世界科学中心转移规律以及科技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应从如下方面着手完善相关的制度安排。

(一) 完善大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体系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即将迈进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即将到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将数字技术、物理技术、生物技术等有机融合在一起的新型技术革命,将呈现出深度网络化、生态化、智能化和生产组织分布化等产业特征,对人才的需求以及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将提出更高的要求。为了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挑战,一方面应该鼓励推动研究型大学进行院系改革、完善课程体系,大力推动学科融合,积极培育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另一方面需要不断发挥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在创新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充分实现人才培养的多样性和个性化的有机统一,为将学生培养成具备独立思考、自主学习、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等优秀品质的创新人才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

 

 

(二) 推动基础教育从应试教育素质教育的混杂状态向创新教育转型

基础教育承担着为高等教育输送高质量生源的职责。只有在基础教育阶段开始重视创新人才必备素养的培育工作,才能为高等教育输送大批高质量的优秀毕业生,进而为提高研究型大学的创新能力、提高全体国民的创新素养、提升国家和民族的创新实力提供坚实的支撑,最终为如期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我国正在推动基础教育从传统的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全面转型,但是由于受选拔机制不完善、培养体系不健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稀缺等因素的制约,仍然存在着“素质教育搞得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搞得扎扎实实”的怪象。为了适应人工智能社会的人才需求,全面提升学生的“三创能力”(创新、创业、创造),必须加速推动我国的基础教育从当前应试教育、素质教育的混杂状态向创新教育转型,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全面提升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三) 优化研究型大学科研绩效的评价机制

为充分发挥大学系统中研究生群体大、学科覆盖范围广等优势资源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同时也为充分发挥科学研究活动在创新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作用,应该鼓励大学更多地从事基础研究活动,适当降低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活动的比重。为此,需要进一步完善研究型大学的科研绩效评价机制。首先,国家应加大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确保大学系统能将自有探索型的基础研究与人才培养实现有机地结合。其次,应将大学系统中的研究生培养与基础研究领域的科研经费直接挂钩,研究生导师应该用基础研究课题经费承担一部分研究生培养成本,同时为研究生提供参与科学研究的实践机会。此外,应该在大学绩效评价机制中弱化试验开发经费所占的比重,适当降低应用研究经费所占的比重,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和成果在整体绩效评价机制中的比重。通过激励和约束并重的方式,稳步提升大学内部R&D经费中的基础研究经费比重,更好地服务于大学系统中创新人才培养的内在需要。

 

(四) 注重需求导向,全面提升社会服务创新能力

大学通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传统职能不仅满足着大学自身发展的需求,同时还需要通过自身创新能力的提高不断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通过大学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活动促进全社会知识创新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建设。通过科技成果产业化推动“产学研”结合,为构建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提供合作与支撑平台,通过创新型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等提高其他创新主体的创新能力与核心竞争力等。随着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的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大学的科学研究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的作用应该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为此,一方面,在继续推动大学引领全国原创性的基础研究工作的同时,鼓励并支持大学与企业实施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共同从事技术集成创新以及国外先进适用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承载着国家战略目标功能的国家实验室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最后,应鼓励并支持大学发挥学科交叉、人才汇聚和国内外学术交往频繁等优势,推动大学的创新能力向全国和区域范围内的辐射和转移。

 

(五) 完善大学和其他创新主体之间的合作与资源共享机制

为了充分发挥科研院所、大学和企业等创新主体的比较优势,亟需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并完善科研院所、大学和企业等创新主体之间的合作与资源共享机制。建立共享的制度途径有三:一是从制度层面确保政府科研机构的科研装置和科学仪器设备能够在不同部门所属的政府科研机构之间共享,同时向大学系统有效开放,使得政府科研机构在开放共享其科学仪器设备时既有必要的约束,也有足够的激励;二是鼓励大学中的教学科研人员与政府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能够交叉任职,充分发挥二者之间的比较优势;三是大力支持大学和政府科研机构联合培养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以充分发挥政府科研机构的科研课题和科研装备优势,同时也能充分发挥大学中丰富的研究生资源优势。

1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373257)资助。

2吕春燕,孟浩,何建坤,研究型大学在国家自主创新体系中的作用分析,《清华大学教育
研究》,2005(5).

3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6)》,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年.

4闫凤桥,本-大卫对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制度分析,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0(4).

5姜国钧,论教育中心的转移与科技中心转移的关系,《外国教育研究》,1999(4).

6迟景明,科学中心转移与高等教育中心转移之间的关系,《教育科学》,2003(6).

7王雪双. 英国高等教育与科研体系改革趋势——《知识经济时代的成功:卓越的教学、
社会流动和学生的选择》白皮书述评[J]. 世界教育信息,2017,30(07).

康小明    中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界著名创新人才培养专家、北京大学教育管理学博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访问学者,师从世界一流的教育学家MartinCarnoy。历任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所长助理、北京大学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教育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创新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长期从事创新发展政策与创新人才培养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责任编辑:赵洋 校对:杨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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