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阿江,中国社会学学会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会长,海河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江苏高校哲社重点研究基地(培育点)长三角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文/陈阿江

费孝通先生在晚年反复地谈论“文化自觉”问题。他说:“每个文明中的人对自己的文明进行反省,做到有‘自知之明’。这样,人们就会更理智一些,从而摆脱各种无意义的冲动和盲目的举动。”费先生认为,通过理解和比较当下的自己(社会)和过去的自己(社会),了解他人的文明和自己的文明,以明确自己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这就是文化自觉的要义。在人类历史长河的大部分时间里,生态问题并不突出,所以对生态的理论提炼、总结并不多。人类社会有大量丰富的生态实践,生态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生态问题突显的当下,生态也成为重要的话题,作为“文化自觉”反思的生态自觉理应成为重要议题。

1949年后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接受马克思主义,对先发展起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问题有较多的批判。比如,在环境污染问题上,中国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曾力图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但在现实的发展格局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冲击下,并没有得以真正避免。一些工业企业有意、无意地走上“先污染后治理”,甚至有的企业走上了“先污染后死亡”的路子。一些企业因为严重污染水体,影响饮用水安全,最终不得不被迫关闭。这些企业经过多年的艰辛奋斗,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积累起一定的财富,但因为环境治理、政策紧缩,企业被迫关闭,财富在一夜之间“蒸发”,甚至有的企业主为此还负债累累。这无论对企业还是对地方经济发展,都是非常遗憾的事。因为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我们需要的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大部分工业企业的环境转型,往往始于外部的压力。我们研究的某“水源地”保护区里的企业就是这样的情景。由于市政府把水库及其周边地区列为水源地保护区,所以地处上游的污染企业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在地方政府的严管之下,当地企业只能适应形势、改变现状。除了部分被迫关停、转产外,大量企业是通过技术改造,实现清洁生产,达到环保要求后,继续生存与发展的。我们对转型后的企业所进行的实地调查发现,这些企业对污染物的处理,技术没有像预想的那么难、那么高端,增加的成本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高。换句说,这些事是完全可以做的,只是以前没有人自觉自愿地去做。这就是说,在工业发展的早期,缺乏生态自觉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

在环境污染和巨大的政策压力和社会压力下,有些企业较早地意识到环境问题。我们在水源地调查的一家油墨厂,按照当时的政策,它暂时还可以存在。但厂主在决策时,把“环境”这个变量放在国家政策及时势变化这样一个大背景中认真考量。他们分析了将来的走势,认为环保的要求越来越高、政策越来越紧将是必然的趋势。所以仔细思量,分析比较。如果早转行,企业会有很大的经济损失,但也可能多一些机会,可以及早抢占市场先机。若将来被动地转,很可能会盲目地去选择一些行业。所以再三权衡之后,他们最后选择稳妥转产的方案。这类主动转型的企业,可以视为工业行业中的“生态利益先觉”者。

与工业企业转型的困难不同,农业更有可能走向生态自觉。中国传统农业在实践中有潜意识的生态自觉。中国的农耕历史悠久而且因为需要庞大的人口,在有限的面积获得较大的产出,所以发展出了精耕细作特别是废弃物充分利用的循环农业。比如,农业生产中种养(农牧)结合就非常普遍,有的地方甚至达到了极致的地步。种养结合不仅有助于提高产出,实现废弃物的循环利用以减少消耗,保持土壤的持续生产能力,也维护了生态环境。实践中探索的人工生态系统,是早期的潜意识的生态自觉。比如,在人口密集、耕地稀缺的地区,低洼之地被改造成桑基鱼塘生态农业基地。从土地利用的角度看,鱼塘、水田和桑地,高低错落有致,正好把低洼之地有效地利用起来。从劳动力利用角度看,种稻、养鱼、植桑、养蚕、缫丝,不同结构的劳动力得以充分利用。从生态系统看,水稻、桑蚕、水产三业结合,使空间、阳光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用,三业间物质充分循环利用而不浪费。在桑基鱼塘生产模式下,人们建构了水陆两个生态系统——以种桑养蚕为主的基塘系统和以鱼类混养共生为特点的水生生态系统,并且巧妙地在水陆生态系统之间实现了物质循环利用、互利共生。传统农业生产也是高度综合的,农村的生活与生产也是高度契合的。传统农村中的草木灰、生活垃圾以及人粪尿等都被充分收集利用起来。一百多年前美国的土壤学家富兰克林·H·金实地察看之后,对中国小农的生产效率以及农业与环境之间的契合十分赞赏。按照费孝通先生的理解,文化自觉就是在比较中知己知彼。我们原来缺少比较,所以并没有真正意识中国农耕传统之优越。而只有当我们自觉地意识到中国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生态智慧,才有可能加以传承和发扬光大。

农业生产实践中的生态自觉,或许能让中国农业率先走出石油农业的生态阴影。当前的农业,一方面,在获得高产的同时,农药、化肥所带来的食品安全、生态影响日甚;但是另一方面,一些新的探索正在克服这些困难,甚至让我们看到中国农业生态自觉的新走向。最能体现农业生态自觉的是南方稻作区的共生农业模式。共生农业模式,就是利用水田特殊的湿地生境,在种植水稻的同时扶植水生动物或家禽,包括“稻鱼共生”“稻虾共生”“稻鳖共生”“稻鸭共生”等多种生态生产模式。由于产出的多样,特别是增加了优质水产品的输出,共生模式的产出不再简单地依赖稻谷生产,单位面积的综合经济效益可以提高到单一水稻产出的5~10倍。共生模式的巧妙之处在于它利用了主要产品间“相生相克”的生态关系。试以稻鱼共生模式为例。“相生”方面,水稻为鱼提高良好的生活环境,提供一定数量的食物;鱼吃食田间杂草,清除水稻根部病变腐生物,捕食害虫,其排泄物为水稻提供优质有机肥。“相克”方面,因为鱼的存在,相克了农药、化肥,迫使生产者不使用农药、化肥,或谨慎用农药、化肥。当然,相克关系也存在不利于农业生产的一面。比如,鱼和稻水之间的矛盾,稻鸭共生模式中鸭伤稻的问题,这些方面的问题主要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加以解决。共生模式中稻鱼“相生相克”关系,则有助于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降低外部性问题,维护生态平衡、促进生态多样性。像湖北潜江水稻-小龙虾的共生模式,从十多年前的农民自发实践,现在变成政府有意识的推动,水田面积从几十亩到60多万亩,食品安全、水环境保护等已成为当地生产者和政府的核心理念,成为生态自觉的实践。令人欣喜的是,水稻-小龙虾的共生模式已开始在长江流域的四川、安徽等地推广。如果类似的共生模式能在长江流域稻作区推广,那将大大缓解长江流域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

按照费孝通对文化自觉的理解,我们可以从两个比较的角度理解生态自觉。一是把中国过去的生态实践与当下的进行比较;一是把国外的生态实践与中国的进行比较。生态层面上做到自知之明,即生态自觉:我们不要简单地否定过去,当然也不能简单地因循守旧;不要盲目地崇拜所谓的国外先进技术,当然也要学习和借鉴它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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