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元涛
责编/王艳玲

国华说,当初有两位朋友强烈支持他离开长春移居深圳,我想我应该是其中之一。

对于他人的重大生活选择不轻易表态,尤其不能替人拿主意,相信这不止是我,也是很多朋友的刚性处事原则。但在国华是否来深圳的问题上,我甘愿冒风险,二话不说就鼓励加鼓动。实际想想,也没什么大风险,最不济,他不适应,再回长春,折腾几个机票钱而已。

因为我知道,像国华这种韧性强劲的家伙,放到哪里,都能安顿好自己。况且,当时我还在韩国,语言不过关,连去工地搬砖、去小店洗碗都没人用。那么艰难,我也挺过来了,国华到深圳,能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呢?

没想到的是,时隔不久,我也选择了落脚深圳,这样当初支持他,好像就收到了一种有人打前站似的效果,想一想,我就暗自开心。

那么国华在深圳这几年,感觉怎么样呢?读到他这本《街巷志》当中的一篇《树干上的树根》,我就放心地笑了。

被他写得深情款款的,是深圳街边路旁最常见的榕树。榕树的一大特征,是树枝上长气根,如壮年胡须,表面上随风飘摇,实际是直指地面的。如果不把它们拦腰斩断,那么没几年,一株树就能孳生出一片林。这是台风多发地区,物种自然选择的胜果。

因此,几乎任何一个北方人,初见榕树,都会生出强烈的新奇感。而对国华来说呢,在我推断,除新奇感之外,似乎还有一种以树喻己的潜在心理。对此,不管他是不是意识到了,也不管他是不是承认,反正突然生发出这种秘密联想,让我有了一种自得其乐的会心感。

树与土地的关系,往往比人与土地的关系更加自然更加稳定,一个尝过漂泊滋味的人,一旦动了落地生根的念头,可能把隐隐的决心寄托给眼前喜爱的景物,这不奇怪,也不费解。

当然,熟悉国华的朋友,根本无需通过榕树搞什么心理分析,书里书外,他从来都是直截了当地表达对深圳的认同,而且是高度认同。与充足的阳光无关,与丰沛的雨水无关,反正国华在继续成长。必须说,在眼界的拓展、观念的嬗变以及生活方式的改进诸方面,国华在深圳,变化十分明显。

但通读全书,可以发现,有一点,他没有变,那就是不忘来路。

生活的舒适度进一步提高了,看事物的立场与视角自然发生变化,这是任谁都避免不了的。不过你会发现,他游走于深街窄巷时,依然在下意识为七十三区夜市上陌生厨师的收入操心,为汽车站沉默夜行者要赶什么样的路操心,还为那些因共享单车而消失了的摩的司机下一份营生操心。

他仍旧踏实踩在大地上的脚印,清晰可见。

但国华唱东北二人转在深圳的写作圈很知名,这一点让我稍感意外。他一个河北人,对东北地方小戏如此执迷,还把宣传推广工作做到了岭南,那么,意外之外,我好像有义务代表东北土著说一声谢谢吧,尽管我本人对二人转完全无感。

国华在书里讲到一件事,是在一次社区活动中,他唱的一小段二人转,打动了一位同样从东北来深圳的老者。老者激动,要联系方式,想约他吃饭。后来,国华婉拒了。他的想法是,共同爱好二人转,只是像毛细血管一样的微弱联系,生活的大动脉没有交集,没有共同方向,这种一次性应酬对双方的意义都不大。

知道有时候拒绝也是美德,知道做减法反而是对自己与他人有分寸的爱护,国华已经接近世事洞明。

当然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本书通篇都保持着这种叙事基调,凭我对他文字的了解,能明确感觉到,他的写作方式,已经向深度原创方向调整。

一直以来,国华像一只勤劳的小蜜蜂,专栏类文字产量高、质量佳,短平快,好赚钱,他对此从不讳言。这种有素材作文,技巧性强,只要能让人心微微一动,就告成了。

而这一本《街巷志》完全不同,他不再十分在意他人是否心动,开始挖掘让自己心系、心念和心动的生命历程。冰山暂露一角,随后或有出水巨峰。他的率先转型,对我等写作同道,也应该是有触动的。

定居深圳五年,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建议一些老朋友,千万别再提“文化沙漠”之类的话头。依我所闻所见,深圳的文化生活,形制新,类型广,扎根民间,动力内生,是文化为人服务,而非人为文化服务。这种意识,恐怕还是可资北方众多城市借鉴的。

因而,不用多说,国华的持续努力,将为深圳的文化增加厚度,这完全是可以期待的,正像他自己所说的一样:“深圳改变我的时候,我也在改变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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