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楠 云南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

 

 


文/乐楠
责编/王艳玲

当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工业化所带来的好处时,全球许多城市都逐渐向均质化和同一性靠拢,这种去地方化的千篇一律的发展模式造成地方性文化式微,本土意识失去活力,城市空间趋于乏味,使城市在全球化过程中被强势文化所侵蚀,地方性的城市环境受到威胁。

发展创意产业恰好可以减缓全球化、城市化和工业化所带来的冲击,在建立地方特色、地方魅力和地方活力的基础上,导向文化艺术的发展。这种基于开发在地文化潜力的根植行为相对于引进外资的移植行为,更有利于地方文化的传承、地方经济的复苏和工业产业的升级。
大理古城已然具备了一些激发创意的环境因素,正如大理床单厂艺术区负责人赵渝所言:“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喜欢来大理创作、定居,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这里的自然环境,各个地方的人都觉得这里气候宜人,相对舒适;其次是人文因素,历史和民族文化气息浓重,且邻近东南亚国家,对于外来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外地人移居这里不会有被排斥的感觉;再次,大理具有一种对精神文化不懈追求的积极氛围,是一个尊重精神发展的地方;最后,就是艺术家们价值观的回归致使。”

随着越来越多创意人才的聚集,将逐渐形成理查德·佛罗里达所说的“创意阶层”,而这一“阶层”的崛起,将对大理古城的可持续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创意环境的建构与创意“阶层”的崛起

构建一个地方的创意氛围,其人文“气候”的重要性甚至大过商业气候。虽然在弗罗里达的创意“3T”(技术、人才和宽容度)要素中,技术作为重要的一项因素被提出。但是对于大理古城这样一个历史文化城市来说,在构建其创意环境的过程中,侧重点、建构原则等都有别于大都市,尽可能地满足创意人才的需要,增强社会宽容度才是最关键的,所以古城的人文“气候”不能丧失。

大理古城的人文“气候”不单单是指它的文化氛围,还涵盖了社会交往等,比如社会关系密度。

社会关系密度除了表明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强度外,还表明了社会关系的和谐与亲密程度。大理古城居民之间的日常相处类似于一种“互惠”,它是以赠送、接受和分享为主而形成社会保障或保险的一种形式。这样的互惠关系不仅建立于亲属、朋友间,还会扩散至任何一个有可能产生互动关系的对象身上。人与人之间相处是轻松的,分享和赠予拉近了彼此的关系,这不仅仅局限于本地人之间,还存在于本地人与游客之间、本地人与创意人才之间,“互惠”的普及使陌生人对古城和居民产生亲切感。从而,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来大理生活,并享受这里的生活,大理古城人文“气候”的调控成为吸引创意人才的一个重要因素。

城市的形成、发展、繁荣和衰落都是不可逆转的过程,人们从乡村模式转向城市模式,生活与工作发生分离,意味着人们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权衡这两者,所以在时间方面人们感到压力重重,除非彻底摆脱城市生活,否则,这样的模式永远无法被逆转和改变。对于创意阶层来说,他们需要一种打破规则的、无时间纪律的创作空间,最好实现生活与工作的彼此相融,有充足的时间安排好身边的一切,那么,他们可能愿意花费比上班族更多的时间在创作上。

相较于同一时期中国沿海地区的大城市来说,大理古城自然会被贴上“不发达”“偏远”等标签,但就“闲暇”一词来衡量,大理古城的生活却是城市人所向往的。据笔者统计,大理古城居民平均每周花费28~35小时为了生计,他们有大量的剩余时间用来休闲,以加强家庭之间的联系、丰富社会生活、满足精神娱乐。而生活在发达的大都市里的上班族们,每周的上班时间加上必要的家务时间就已经高达60小时,他们无暇顾及与邻里的关系;他们的社会生活也会变得越来越无趣,因为没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渐渐地,他们只偏爱短暂的、能立即带给人兴奋和喜悦的肤浅娱乐;至于精神上的满足,他们几乎是完全被动和机械的,焦躁和急功近利的品性很难使他们静下心来去感受生活。而大理古城居民的生活却是温情的,生活赋予他们独特的生活体验,展现出都市人所羡慕的工作与爱情、仪式与嬉戏的平衡。

宽容度被佛罗里达作为经济“3T”的一项重要因素被提出,它决定了一个地方的幸福指数和对“新移民”的吸引力。该地方每年“新移民”数量的多少,以及这些“新移民”身份的如何定位就是社会宽容最直观的表现。自2012年大理旅游业呈现“爆炸式”发展以后,创意阶层的增长速度随之提升,大理古城的创意业态因此变得多元,从而促进了创意经济的增长。

这些“新移民”定居大理,经历从“外地人”到“本地人”身份的转换过程。他们带着自己的文化来到大理,被大理本地人所接纳,外来文化和本地文化发生交流与碰撞,但彼此之间都不希望被对方的文化所改变。于是,他们秉持着各自的文化信仰共同生活在这里,甚至一起合作,尊重对方文化的同时保护自己的文化不受侵犯。他们以“外地人”自居,但面对来往的游客,他们又以“半个本地人”的身份出现,角色上的转换体现出大理古城的社会宽容度。

创意为古城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它自发的初衷只是为了给一群有想法的人留出小范围的生存空间,其最终目的也仅仅是想在传统文化空间中创造出一种现代的新形态文化产品和服务,在旧环境与新事物相互摩擦和碰撞的过程中,成为大众关注和谈论的焦点。它虽然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但促进经济增长却并非它发展的最终目的。

宏观视野下的空间拓展

在依山傍水、视野开阔的洱海西岸坝子上,大理古城并不孤独,曾经形成大理皇都九重城的系统布局大部分都延续至今。九重城(从北向南依次排列)分别是:龙口城(上关)、大厘城(喜洲)、摩涌城、三阳城、北外城、内城、南外城、太和城(太和村)、龙尾城(下关),这些城池与苍山、洱海共同构成“山、水、城”顺应自然、相互调和的有机系统。

从城市起源的雏形来看,古城周边村寨的布局类似于美国学者泰勒提出的“卫星城”,卫星城旨在分散中心城市的人口和工业压力,围绕母城修建的具有一定独立性,但又与母城密切联系,依托母城发展的小城镇。

当周边的村寨共同分担了古城内部的空间压力时,古城并未出现“空壳化”现象,其内部空间也没有因此被闲置或变得消极。大量以创意为主导的商业空间以及少量在地性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被存留下来,作为古城中重点保护和培植的对象,创意与在地性文化与生活空间长期的相互调适,使古城在全球性城镇化所带来的冲击下得以缓冲,在传统空间的现代建构过程中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节奏和频率,避免了强制改造所造成的不可修复的创伤。

对古城空间中旅游消费空间所占比例的把握,对在地性生产生活和文化交流空间的坚守,以及在物理空间限制的情况下对外拓展“度”的掌握,是创意在大理古城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曾有人对大理古城的不断翻新重建做了这样的警告:“大理若撵走了人和文化,再宏大叙事的规划,也是想得伟大,死得猥琐。”不管是游客、“新移民”,还是本地居民,他们都仰赖于大理古城这个特殊的城市空间,空间中的社会生活,人际关系,文化景观,人文历史和创意产品等都是他们所围绕的重心。旅游业的无节制发展终究会导致这些重心的消解和丧失,人们将面临无所适从的窘境,然而“创意阶层”在大理古城的逐步壮大,控制了旅游业的无限扩张所造成的城市病态(文化式微、人情味丧失、环境恶化、空间错乱等),创意的发生使人们开始真正理解和重视文化,尊重历史,为大众的需求谋利。它将商业、旅游业和文化有机结合,引入了新的产品形态和体验型文化活动,延续了古城居民的生活方式,保留了古城的历史文化遗迹,使古城找到了新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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