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刘泓志，AECOM高级副总裁,大中华区战略与发展负责人, 大中华区城市策略咨询负责人, 美国哈佛大学城市及建筑设计硕士。刘先生密切关注城市公共空间的创造与转型，在过去三十年的专业生涯中，他积累了深度的阅历和实务经验，这使他对于城市发展的关键课题总有独特的见解。他致力于创新性的跨界整合设计方法及全流程的城市行动计划，倡议结合科技创新与人文关怀相结合，为城市环境与人居生活定制解决方案，使其共享运营效益及文化品质。在城市规划设计的多个领域中，他不断创新，包括城市文化与品牌规划、基础设施导向整合设计、 城市核心竞争力与韧性指标评估体系、 公共空间更新活化、城市行动策略等。
导语：《人类简史》《未来简史》和《今日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认为，21世纪流行病导致的死亡在总人口所占比例，比石器时代以来的任何时候都低。这是因为人类对病原体的最佳防御不是隔离，而是信息。病毒没有发动战争的能力，也没有部署战略的智慧，疫情的杀伤力从来都人类赋予的。当人类互相指责与怀疑时，疫情才成了战情。如果面对人类共同的威胁我们选择更紧密的全球合作，我们会发现信任才是护卫人类最强大的免疫系统。但是，我们对威胁科学信息的病毒，和威胁社会信任的病毒的了解，一样的陌生和天真。
Part.1 理解城市系统与城市问题
如果说城市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我相信这里面最伟大的内容是我们让城市进化一套自我平衡的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让人类信息得以传播和分享，让社会信任得到发展和尊重。人们在城市集居，并不意味着弱化了我们对灾病的抵御能力，而是更能获得生命安全、自我实现，和未来希望。
城市的核心是通过完成公共服务的供需，满足城市人群集居的共同利益
理解城市运作的本质对期望我们的城市具备什么样的能力，为我们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和用什么方式解决问题，十分的关键。我认为城市的核心，是通过有组织、有目的、有系统的完成公共服务的供需，满足城市人群集居的共同利益。因此，公共服务才是城市的核心要素，公共空间是城市的核心内容，公共品质标志着城市品质。所以城市的效能，要以这种公共服务能力的维度来评估；我们追求高效的城市治理，就是追求以最简单合理的资源投入，基于全民最优先的需求，来建构最敏捷强大的城市资源配置与公共服务的能力。
城市做为一个有能力完成自平衡的生态系统，我们对城市问题的理解如果局限于对单一事件的表象，便难以发展出真正可应对的整合性解决方案。面对城市巨型系统交互运作出来的动态环境，一刀切的管理模式势必无法经营出城市生态的平衡度与优越性。
城市问题的本质是城市供需关系的不平衡
传统城市管理体制在理解与应对城市问题时经常会出现以下一些困境：
一是问题本质的多元性和技术方案的单一性之间的矛盾。例如我们经常这样总结城市的问题，包括交通、产业、人口、住房、教育问题，或者疫情中我们最关心的医疗与公共健康问题等等，然后通过专项、专家、专责等方式提出技术干预或解决方案，但问题本质或根源可能并不在那个所总结的问题范畴里，好比我们经常仰赖交通专家与交通规划方案去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或把对象聚焦在解决“车”的通行需求上，其实中国城市拥堵的原因大多是职居资源错配与空间规划的不平衡不衔接，焦点应该是如何回应与优化“人”的流动需求。
二是城市宏观发展的战略和实际生活品质之间的落差。城市发展必须有全局观，充分考虑要解决的底线导向和目标导向的问题，尤其在中国进入高速城市化刚需的过程中，发展战略的制定和效益评估都无法精细化到日常生活品质的尺度上。除了宏观目标和微观品质上有落差，背后的城市发展理念和价值取向才是造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治理诉求和技术方式没有办法衔接起来。例如，纽约市提出的交通事故零愿景计划，是一个典型生活品质导向的长期战略目标：不再将交通事故视为“意外事件”，而是将其视为可以城市系统解决的“可预防事件”。因为在纽约每年约有4,000名市民遭受车祸，超过250人在交通事故中丧生，车祸已经成为儿童和老年人伤亡的主要原因，因此保证每个人的交通安全零伤害是这个世界领先城市的精细化治理目标。
三是城市静态设施和城市动态发展与需求之间的局促。我们对城市的理解和描述通常是直观具象的，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成果，例如那些我们在中国每个城市都可以看到的宣传看板上，几十年来清一色的大型立交、连城大桥、地标塔楼等等，不只说明了前面提到的宏观发展与精致品质间的落差，也反映了城市硬件大量占据中国城市发展主页而忽略了城市的社会生态品质和民生动态需求。然而随城市科技的进步，城市的需求场景多变，城市发展更加动态化，空间产品和城市发展需求的调适度愈加重要。当下城市建设的课题，是如何通过结合传统物理空间的静态设施和信息时代下新的供需模式，做到实时响应和灵活匹配，这是城市治理的新挑战也是新机遇。
Part.2 从信息到信任，从管理到治理
中国城市从高速度发展到高质量发展，已经开始遭遇到新一个阶段的外部挑战和内在需求。以上这些城市发展中出现的困境，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城市系统的纵向运作和横向协调的脱钩，我们应该可以明显看出城市管理体制或机制还存在很大提升空间。但每一种体制或机制都各自具备独特运作优势，背后一个更深刻、更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是信息品质的问题—信息是驱动城市体系运转，包括问题判读、决策行动，和效益评估的关键。信息品质决定公共服务品质，公共服务品质决定城市品质；提升信息管理能力才能真实的连结人们的需求和政府的行动，让传统城市管理进化为现代城市治理，以新型信息基础设施来建构最敏捷强大的城市资源配置与公共服务的能力。
信息是驱动城市体系运转的关键（图片来源：网络）
城市管理机制的逻辑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缺乏信任认同下的补偿机制。也就是说传统管理的逻辑是杜恶防弊，传统信息的传播很大程度在服务于权力和权威，不是服务于社区的开放和交流。然而，信息的真实与通畅是建立社会信任品质的基础，一旦社会信任被建立，庞大城市管理的成本与负担便能减少，城市运行的目标与效益进入公众的参与和决策，这过程中孵育出来的城市文化与价值系统便会开始取代城市管理巨大的刚性成本，成为城市自平衡的生态系统和可持续的内生发展动力。
总的来说，城市管理和城市治理最大的不同在于，管理的规则是少数人决定多数人的需求，而治理的规则是少数人执行多数人的需求。两者之间，是对城市的信息品质和信任品质的不同价值取向。城市管理和城市治理都需要以信息品质为基础，但是一个治理导向的社会更仰赖信任品质来完成健康高效的运作。
城市这个充满巨量信息的生态系统，如果由少数人的意志和决策来进行“管理”，便会阻绝了不同需求传达的渠道，流失了不同智慧贡献的机会，必然的结果就是破坏了城市系统的自平衡能力。但城市系统不会无端存在与运行，的确需要通过公权力来进行有目的的发展引领和持续有效的维护。而城市“治理”的核心，就是通过信息的有效传播和分享，促成在这个城市生态中不同的供需场景和系统得到必要的协调运行。
换个角度来理解：
从信息流动的空间模式来说，城市管理仰赖的是自上而下、线性的树状信息空间结构，关键是信息权威，强调贯彻；城市治理的基础则是建立在多面向、非线性的网状信息空间组织，关键是信息科学，强调协作。
从信任关系的路径建立来说，城市管理需要的是一个政府与民众之间、单向的公权力基础，而城市治理需要的是一个多社群之间、多面向的社会信任基础。
信息及信息生产，和承载这些信息有效流动的网络，将促成社会信任机制，推动城市共治
从过去小型、简单的传统城市，到现在超大、复杂的现代城市，我们面对的城市问题包括威胁公共健康的事件，已经不是过去的施政经验或少数人的智慧足以因应，必须启动城市的免疫系统–也就是城市生态中的需求响应能力、资源连结能力、服务供给能力等等去应对。因此，信息和信息的生产，和承载这些信息有效流动的网络与机制，将成为促进城市共治的新型城市基础设施。
但是缺乏信任品质的信息流动不仅无法提升治理成效，更有可能形成城市破坏。例如在疫情之中，不足不实的信息和不当不良的信息流动，不只造成城市免疫系统的高风险运作和额外成本负担，甚至进一步破坏了这个捍卫城市公共健康的生态环境。有信息但缺乏信任的城市治理，只能降格以城市管理，甚至威权管理为行动手段。面对这次疫情，我们看到的许多行之有效的疫情防控管理手段其实是一种非常态的城市运作模式，如果我们用这种非常态运作的有效性去合理化成为常态城市运作模式，例如，以高人口流动率将加剧病毒传播而合理化城市与城乡之间更固化的管理边界，或以小区利于隔离管理去合理化封闭社区和超大街区的空间模式等等，这是对维护城市自平衡的生态系统、与提升这种维护效益的城市治理能力的降维打击和空间退化。我们必须看到这种模式的误区，和背后在社会信任品质上同时付出的代价，来客观评估和继续进化城市治理的能力。
Part.3 城市共治的三个行动维度
医学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Charles Rosenberg根据对传染病疫情的历史记录和他自身的研究，将一次疫情发展大致归纳为三个环节，从初期的的试图识别，到中期的理解疫情，到最后的干预疫情。疫情发展阶段也呼应了城市治理的行动逻辑：判读问题，理解问题，方案执行。
形成城市的共治，关键并不是实践城市治理的行动逻辑，而是治理主体的改变。简单的说，推动城市共治的第一个行动维度， 是必须由单一的政府主体转移到三大主体进行共治：
政府—核心是执政者，进行政策治理。由政府统筹引领，以政策权力来开源赋权、维护共治机制；
市场—核心是企业，进行技术治理。由市场响应需求，以产业技术来创造驱动、满足供需匹配；
社区—核心是民众，进行反馈治理。由社区发展自治，以民意反馈来参与决策、建立深度治理。
城市共治行动维度：由单一政府主体转移到三大主体共治
市场主体的技术治理：加拿大Quayside未来社区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旗下智慧城市子公司 Sidewalk Labs 在加拿大多伦多东边安大略湖滨的 Quayside 进行了全球瞩目的未来城市探索。整个项目以 Sidewalk Labs 为核心平台，建立起了非营利组织、政府、设计方、资产拥有方以及相关利益人之间的联系与沟通。在这其中，Sidewalk Labs 所设想扮演的主要角色是创新与资金合作伙伴，包括房地产和重要基础设施系统的首席开发商。然而在政府牵头的实际开发中，Sidewalk Labs仅开发了东部滨水区的 7%。未来价值引领的盈利模式使得 Sidewalk Labs 有别于其他得地产开发商，为了增强其创新产品在市场上得可行性，他们更专注于实际研发工作，成为技术支持方并提出创新设计导则和标准。此外，Sidewalk Labs 也成为了 Quayside 新社区的基础设施融资合作伙伴，为关键基础设施提供融资。在这个案例中，未来社区的发展方向是跟随市场或者说是企业的主导，并由政府进行监督和牵头来实际进行开发。这个项目中最富有特色的是 Sidewalk Labs 所构建的核心平台所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企业调集资源帮助实现城市公共目标。
加拿大Quayside 未来社区（图片来源：网络）
在这个案例里有四点很重要的启发和思考：
首先，引领一个新城市发展的技术主力是一个高科技公司，谷歌，而不是政府或传统的城市规划设计公司。这意味着传统城市行业与专业开始了全面且深度的重构；
其次，这个实施计划至少是三方：技术提供方谷歌Sidewalk Labs、城市规划设计团队、负责运维的房地产商，从起点开始就平行进行。例如让实际运营这块新区的地产开发商，或让提供城市系统设计的技术方介入顶层设计，能避免空间产品跟衔接运营脱钩，但这个方式在中国可能是最大的门槛；
再者，这样一个未来城市设计是由场景设计来引领物理空间的设计，也引领了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传统的场所塑造依然关键，但主要是去支持顶层的场景规划，场景决定城市治理的方向和重点，这说明了信息科技行业接入城市发展的重要影响；
最后，这个项目通过谷歌的全球信息网络引发大众对未来社区的很多反馈意见，包含数据和隐私的边界，直接影响了项目的推进方式和技术的发展限制。信息系统不只在城市运营中起到关键作用，也在项目落地之前让民意参与了决策。
值得探讨的是中国的强政府体制特征，关键的技术资源如科学研究、医疗技术、教育体系、土地规划、能源发展等原本应该在市场或企业平台上得到多元发展、多点发力的技术话语权，很大一部分被纳入公部门成为政府次体系，导致非专业领导专业、政治考量干预市场生态的情况频频发生，一定程度流失了创新的自由发展空间和共治的发声角度。这次疫情爆发之际，部分专业意见和民众声量受制于政府管理体系，防疫资源的生产与调配效益低下，很明显源自于城市共治体制和执行机制的不足，关键就是跨体系的信息不透明和信任不充分。
城市健康运作中必须仰赖的信息流动和信任关系，是继SARS非典以来我们还要继续复习和预习的课题。哈佛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教授Barry Bloom就明白指出，在疫情发生时免于社会恐慌并取得防控效果必须与民众保持沟通，首先是要展开对话–这在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后的一个月内没有发生；其次必须要传递真相，拉近民众行为与防疫行动的距离–这在关键时刻似乎也错失了以信息真实透明来建立社会信任的良机。有信息和信任品质缺陷的城市运作，政府、企业、与民众都要共同承担未来更大的修补代价。
显然，城市要健康面对的严重危机不只是威胁人类生命的病毒，还有威胁科学信息的病毒，和威胁社会信任的病毒。民众需要科学的信息以免于恐惧，政府需要社会的信任以客观施政，政府和民众都必须信任专家意见来获得进行决策、并配合必要的行动，市场同样需要信息和信任来重建活力。城市需要通过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才能得到健康发展。
城市共治的三大行动维度及公共品质课题模式
除了从治理主体的转变来建立城市共治的协作基础，城市共治还应该通过另外两个行动维度来实践：一个是从结合空间治理和社会治理来提升城市治理的实际效能，另一从打破城市的治理边界来放大共治的空间范畴。
推动城市共治的第二个行动维度， 目的是促进空间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双向赋能。
城市治理可以理解为空间治理和社会治理两条主线，各自形成两套相互交叉叠加的城市运营体系，共同完成城市资源的管理并平衡各类城市公共服务的需求与供给。空间治理主要围绕城市静态资源进行生产与管理，维护空间资产的秩序；社会治理则是应对城市人群服务的供需进行动态匹配，维护人文资产的秩序。
城市空间作为规划设计的主要内容，从城市治理的角度来看，规划设计行业与专业大多只触及了空间治理的范畴。如何通过静态的空间规划设计与动态的社会治理产生有效的互动和支撑，一直是城市规划设计的盲区，同时也是极具可塑性的发展空间。
回到我们对城市和城市治理的理解：如果我们同意城市的核心要素是有目的、有系统、有效率的满足公共服务的供需关系，城市治理的核心要素是通过激活和维护城市生态系统去最大化公共服务的能力，那么城市规划设计的核心内容就应该是聚焦于满足这种供需关系、注重动态的生态关系而不是静态的空间关系的规划设计。所谓城市基础设施，便是完成这些公共服务供需的城市系统，要促进城市系统形成相互协调的生态环境才能减少运营成本，增加效益，最重要的形成最反映民生需求的公共服务方案。去年六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曾经开会讨论并且回顾中国近十年来的医改，其中最尖锐的批评意见之一是指出中国的十年医改基本只投入于医疗层面，而忽略了公共卫生发展。空间治理和社会治理之间的品质落差，是中国城市发展一个很明显的问题。这次的疫情爆发只是冰山一角，曝露出中国城市治理对技术系统的投入一直高于对于公共系统的关注，公共品质做为值得我们深思并拿出行动。
城市治理的核心是通过激活和维护城市生态系统来最大化公共服务的能力
从城市发展的角度，弥补中国城市的治理能力跟不上城市硬件发展、线上系统跟不上线下建设的落差与矛盾，绝对是当务之急。大部分传统规划设计围绕物质空间系统所发展的路径依赖与服务方式，也迫切需要拓展到社会空间系统的维度上进行思考，同时利用数字空间系统的全新能力来进化城市规划设计体系，才能创造出规划设计和城市治理之间的技术通路，完成空间治理与社会治理双向赋能的目的。
要兼顾并且结合空间品质与社会品质，城市公共资源的有效管理与运用将面临巨大转型与迭代的挑战，现行体制的能力与效率将无法满足这一必然发展趋势。要将传统的物理空间拓维到数字空间和社会空间，结合环境能力、科技能力、和人文能力来升级城市治理的生态系统，信息是关键的城市生态触媒，信息基础设施是贯穿物理-数字-社会系统的新型基础设施，通过准确透明的信息网络来维护社会信任品质，是回应空间和社会共治的需求和必要的行动。
推动城市共治的第三个行动维度， 目的是促进跨边界跨领域的全域共治。
不同于非典的经验，这次新冠肺炎的高度传染力让我们对城市面对疫情冲击时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反省，也联结了我们的城市观和全球观。更积极的来说是重新建立了我们的城市观和全球观。病毒与人的关系折射出一个公平、无边界的人居环境一直存在着，只是人类为了更好的政治、经济、社会、甚至文化效益而为它划上了层层的管理界线，当病毒肆无忌惮的打破这些界限，人们开始从相互隔离走向相互合作，例如从武汉的封城到国际资源的输入；再从相互合作走向相互隔离，例如从中国医疗资源的在输出到全球无数的封国–这时候隔离已经成为一种最重要合作形式。疫情让世界上所有的人有了从陌生到熟悉、从对立到互助的共同愿望，病毒突破的不只是地理的界限，也为我们这些习惯被体制层层包裹的所有人突破出对未来新的向往。人们信任科学的信息，科学的信息才驱动了这些治理过程的发生，而这些治理过程证明了一个更美好世界的发生，这才真正帮助我们发展了社会的信任。
从社区到城市，从城市到都市圈到城市群，从城市群到国家到全球社会，不同治理体制的交织创造了丰富的人类生态。我们绝大多数人赖以为生的城市，要面对的已经不是通过体制来治理，而是通过治理来维护这个丰富的城市生态。
试想一个没有划上国界的世界地图，我们如何重新认识与理解这个世界？我相信这个新的认识与理解，也许才是人类更真实或更应该追求的状态。
武汉街道防疫消杀（图片来源：网络）
结语：
这次疫情带来的考验也为城市发展带来机遇和新的动力，让我们更坚定中国城市从传统管理朝城市治理转变的决心与信心。这次疫情更牵动了各行各业对自身和城市的深度反思，战疫的整备也拉近了许多原本陌生或遥远的技术领域和社会群体。城市规划设计相关的专业作为一种技术服务行业，过去的发展大多是在特定领域进行纵向深挖的技术串联。疫情过后，我们会看到更多横向整合的技术并联，来应对未来可能继续出现的城市挑战，也为可以行业发展探索出新的出路。总的来说，跨行业的运营模式，跨专业的技术路径，和跨时间的空间思维，是探讨城市多主体、拓维度、跨领域共同治理最应该迎面而上的挑战和机遇。
总的来说，中国城市持续发展的压力与动力，已经不只来自市场竞争，而是来自价值竞争，这次疫情让我们相信价值比产值更重要；不只是来自人定胜天的信念，而是来自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城市的力量不是从环境资源里取出来的，而是还回去的才会强大；不只是来自城市发展的需要，更是来自治理能力的提升，当前城市最紧迫的不是更大的发展，而是更好的发展；不只是来自掌握真实信息的权力，更是来自对社会信任的渴望，城市要回归以全民为主体，城市治理要以民众知情的权利去完成政府行动的权力。
昔日武汉江景（图片来源：网络）
最后我想引用一段一百年前纽约市长赛斯.洛Seth Low的一段话：“一座伟大的城市可以教会我们的东西是任何一所大学都无法完整传授的：真切的人性关爱、环境经历与成长带来的更多责任感、以及生存中绝对需要的相互依赖。”疫情之下，人和人的隔离是合作，人和病毒的隔离才是目的。我们需要相信信息的价值而采取有意义的行动，让隔离成为合作的重要形式。这也是城市生活中最珍贵的信任资产。我相信，城市共治的基础和目的，都是一个有信息品质和信任品质的社会。
来源：京晨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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