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周刊》记者 刘霞
摄影/丁平君、《中国周刊》记者 杨剑坤
支持机构/丽江健康与环境研究中心
责编/刘霞

在滇西北横断山脉纵深处的老君山,金沙江环其左,澜沧江绕其右,为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的核心区,特有物种众多,是全球2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热点地区之一。但近30年来,大片的原始森林被村民们砍得有点猛,各家山头划出来的集体林和国有林成为乱砍滥伐的重灾区,村里人每年为这点木头都要跟外人“火拼”一场。今天,走进这里仍会看到过去大规模砍伐林木时搬运木材的滑道。山顶粗壮的云南松被砍倒后,经此滑到山脚,再被运往全国各地。

靠山吃山,砍树卖钱,这是当地人如吃饭喝水般的生活逻辑。可是,看着昔日绿意浓浓的大山慢慢变秃,村民们内心十分清楚,照这样砍下去,早晚有一天,山上的树会被砍光。可是,吃饭需要钱,盖房子需要钱,娃娃读书需要钱。如何突破生存与环保的博弈困局?

老君山深处仍可零星地看到砍伐林木的现象, 遭砍伐的林木被随意堆放在一旁。

从2010年开始,邓仪和他的团队选择了生态最为脆弱、社会冲突频发的老君山,寻求社区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解决之道。邓仪认为,不能只管环境,不管人,“凭什么要保护环境就得剥夺当地人对世代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的利用?”在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计划(GEF SGP)的支持下,他们发起“三江并流区域可持续发展”项目,力图通过促进当地社区的自我决策、自我管理和自我监督来实现人和自然的共赢,也为解决“公地悲剧”进行制度上的探索。

村民靠山吃山,树木被砍下来后用来烧制木炭, 以换取生活所需。烧木炭的原木主要是天然阔叶林,砍伐后会加剧水土流失。山头渐渐被掏空,留下大片裸露的黄土。

“村寨银行”捆绑生态保护

47岁的白族农民李玉坤和妻子正在自家院子门前为采摘回来的白芸豆进行初步加工。虽是初冬,中午阳光正好,他仅穿了身短袖,“干起活儿来挺热”,他咧嘴一笑。

李玉坤是丽江市玉龙县九河乡河源村的村民。四百多户河源人家世世代代生活在老君山东南部边缘,14个村民小组35个村落,像散落的星星,分布在108平方公里的崇山峻岭之中。

河源村是玉龙县九河乡下属的多民族杂居区,居住着纳西族、白族、普米族、傈僳族、彝族和汉族等民族。村民们开会讨论社 区内的公共事务,行使自我管理的权利。

河源是最早启动“三江并流区域可持续发展”项目的村子。邓仪所在的丽江健康与环境研究中心以内生式社区项目发展理论为指导,在河源村开展了包括村民能力、公共管理系统、金融系统及可持续产业建设等工作。

李玉坤所在的村子,还自决划定了社区保护区域,并与“村寨银行”结合制定相互关联的制度。通过“村寨银行”,村民们不仅达成保护生态环境的共识,而且有了生产发展的资金。

“村寨银行”,在外人看来有些不明就里,可那些很少走出过大山的农民,却能头头是道地解释给你听:“我们村民自己的银行,就叫村寨银行,用来干什么,我们自己说了算,把森林保护好了,我们就能更好地发展嘛。”在河源村,一位村民脱口而出。

“村寨银行”,脱胎于邓仪1990年代中期在贵州草海实施的小贷模式——“村寨基金”,其目的是帮助村民在环境保护的同时发展经济。它以村民小组为单位,村民按户自愿等额入股,项目以1:1的比例注入配比资金后组成本金。通过公平抽签,分三批次轮流进行等额借贷,如每户入股1000元便可获得6000元的贷款,期限为1年。所有参与者都必须签订环保条约,如有违背制度者将从其入股资金中进行处罚。

李玉坤所在的新房组率先搞起了“村寨银行”。不过,李玉坤表示,“刚开始时很难,大家开了不下二三十次会议。利息怎么定,金额怎么定,管理怎么定,每次开会大家都在争吵。”在项目组的监督下,通过一次次开会,争吵,妥协,最终村民们磨合出一套共同认可的制度。

“整个项目,每一步都不是我们设计的。”项目官员耿得安说,搞村寨银行是基于村民的认知,所有人在利益博弈里面,形成互利制衡的制度。

获得首批6000元贷款的村民,一年内凭借这些贷款搞养蜂、种天麻等,平均赚了3000多元。三年项目期过后,当地政府认为项目很好,也配比了相同的资金,使得当地村民每户可以贷款到1万多元。1万多块钱对于村民做点小生意,多种点赚钱的农作物有很大帮助。

在村寨银行的启动仪式上,村民们通过抓阄的方式,分批次获得小额贷款。村民在公开举行的项目竞争会上,向大家讲述自己的项目建议书。他们团结起来一起做事,养蜂、生态农业的开展,让他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村寨银行”在河源村实施7年,有专业志愿者在连续不断的监测下得出数据:每户村民使用“村寨银行”一年的周期后,能够为他的家庭增加60%的收入。

李玉坤甚至提出了将“村寨银行”跟山林保护形成联动的主意。既然已经获得了外界的经济援助,那么也要保护好自己的家园。如果村民参加了“村寨银行”项目还要到山上砍树,那么他的股金将被作为罚金扣除。

以前山林保护的责任主要由村长和护林员担负,但那是少数人监督多数人,根本没有效果。而“村寨银行”与山林保护的联动,直接将村民个人利益同山林保护挂钩,形成了多数人监督少数人的机制。这一规定对当地的生态保护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李玉坤点了一根烟,猛地吸了几口,沉吟片刻说:“邓老师他们团队的钱不多,对GDP一点意义都没有,更重要的是将社区公共管理经验引入河源村”。

巨甸镇金河村,有着九千多亩林地,这里山高林密,至今依然有十几头熊出没。从村民中熊、猴等姓氏可看出,这是个曾经以狩猎为生的村子。据胜和四组组长雀汉文介绍,在“村寨银行”建立之前,村里经常有人去山上偷树卖,还有外人出上万的高价收购山里一种叫声像娃娃的珍稀禽类,自从该村和“村寨银行”联动建立社区保护地以后,再也没有人去砍树了,村民也自觉将打山林主意的外来人挡在了山外。

雀汉文说:“谁有那么大的胆子啊,如果一个人违反约定砍树了,打猎了,他的林权证和自己交的本金就会被扣下,严重的时候同村村民的借贷资格甚至也会被取消”。

农民教农民

长年累月扎根在农村的邓仪,一直跟农民打交道,多年来浸泡在不同文化地域、不同民族风情、不同生态种类的经历,使他深刻地感受到,能不能帮助农民自己学会与外界打交道的能力,能不能让真正草根的人参与到项目中,是项目成功的关键。

在“三江并流区域可持续发展”项目中,有三分之一的资金是用于培训的。他们培训的不同之处在于——让农民教农民。邓仪笑称:“我们永远不会找个大学教授教他们该怎么样。大学教授讲完了,拿完讲课费后,农民今后遇到的问题和损失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在河源村,项目组的第一笔钱便是用来让村民代表出去学习别人的经验。14个村组,每组选出一个代表,组成考察团。代表要诚实,把看到听到的记录下来,回来后讲给村民。如果讲不清楚,就得自己把钱补上。

代表们去了贵州毕节下面的贫困村古胜村,那里村民的年收入600多元,石漠化十分严重。国家强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管制无效,村民与政府发生过多次冲突。但后来在项目的促进下,村民却自发实现了全面保护,还发展了生态产业。

这一下激起了河源村民代表们的兴趣,他们耐下性子来听,古胜村民如何组织起来,集体修路,制定封山规则,建立村寨银行以及发展生态产业。河源村民开始相信,原来,我们自己可以来保护山林,同时享有保护下来的成果。

村民在林中采摘滇藏五味子。

李玉坤笑称那几年自己都在东学一下,西学一下,整个就是“农民再就业工程”。李玉坤读了两年高中,在村里算是有一定文化的人,在邓仪的影响下,他对乡村治理开始了有意识地思考,“尊重主体”“多元并存”“参与权”“表达权”这样一些词汇不时地从他的嘴里蹦出。读书是他自我成长的手段之一。他读《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他读《苏菲的世界》,他经常问自己:“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他甚至还读了连上大学的女儿都没听说过的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文化上的自信需要历炼,需要脚步走出去,需要眼睛望出去。几年来,项目中心带村民去四川、广西、内蒙古、甘肃、陕西,甚至还去过香港。让他们学习另一块土地上的农民做的事和经验,也会建立他们文化上的自信。

耿得安经常下乡,每次见到熟悉的村民都会发现他们身上慢慢发生的变化。一次他带领志愿者核实村民提交的生态保护与“村寨银行”联动的项目协议,由于涉及的区域面积较大,金河村胜和三组组长而秀成当即提供给他们一份他亲自手绘的当地社区保护地示意图,他们按照示意图的提示,顺利地完成了走访。耿得安满心佩服,他说:“当我们平等地尊重农民的选择和文化时,你会发现,他们不比任何人差,因为这是他们千百年生活的土地”。

当然,有些东西还是需要“专家”来教的,比如种天麻。保护团队把陕西最会种天麻的农民请来,教村民们怎么有性繁殖。这是科学家们千百回实验后得到的技术,经农民教农民,最接地气,也最易领会。这样一个过程,在邓仪看来,有分享,再有见识,然后才会有选择,“你如果永远吃的是玉米饭,让你点别的饭,你都不知道怎么点”。

农民善治

“我们可以说是唯一一个老百姓可以通过打分来分NGO资金的项目”,邓仪如是说。他介绍,各个村以小组为单位,村民民主讨论社区发展方向,制定项目建议书,并参与由社区代表打分决策的项目竞争申报会,通过演讲、答辩与打分等程序,获得项目资助并自主实施。邓仪觉得,通过项目的竞争,重新了解老百姓怎么思考,怎么界定人和自然的关系,怎么界定发展,包括他自己的发展方向。

各小组参与的项目,要由村民自己来提。参与项目申报的小组代表按抽签的排序,轮流上台陈述由小组集体讨论出来的项目实施方案并回应评委们的提问,陈述完后由政府、中心、外请社区专家以及村委会代表组成的评委团进行现场打分。
邓仪说:“看到有些糟糕的项目我们很想帮他们说,但是制度不能让我们说”。

交上来的提案五花八门,有药材种植、道路维修、养猪养蜂、等等。有一次,评委问一个想发展蔬菜大棚的代表:你们离村干道和城里那么远,菜怎么运出去?对方哑口无言。

有时,项目工作人员怕摆上台面的竞争会让村民当场吵起来“伤了和气”。在通知各组代表开会时他们会用“相互学习”这个说法,来削弱现场的火药味。

金河村胜和四组组长雀汉文,参加过一次项目竞争会,在十分钟的陈述时间内,他把“我们要做什么?怎么做?怎么组织?怎么分配”用傈僳语阐述得清清楚楚。最后,他以饱满的热情和可行性极高的核桃产业发展规划,夺得了最高分。

农民的自我管理,也使得“村规民约”具有极好的执行度。

2016年,黎明乡黎光村河上组建立了一个村民自己的鱼类保护区,保护此地特有的珍稀鱼种:竹根鱼。为此,全体村民讨论通过了社区保护地制度,这个制度规定,任何人不得在本村河流内从事捕鱼、电鱼、毒鱼等相关活动,一经发现,罚款3800元。
2017年4月30日下午,邻村的两位中学教师因在保护区违规钓鱼,撞到了村民制度的“枪口上”。河上组组长兼“村寨银行”主管李海云通知全村每家每户必须至少派一个人到达现场,不来的将扣其“村寨银行”本金。仅仅半个小时,全村家家户户都赶到了到场,他们认为此事事关社区保护地制度的存废,如果不对这一起钓鱼事件重罚,以后根本无法约束村民,绝对不能开此先例。

对方求助的电话打到了黎光村党支部书记蜂金龙那里,蜂书记说,这是河上组制定的制度,既然是制度,就要严格执行,他管不了,也没有权力管。后来,他索性关掉了手机。

村民和钓鱼者在吵吵闹闹中对峙了八九个小时,村民们坚持要罚款3800元,而钓鱼者则认为自己完全不知情,鱼也并未钓上来,而且认为“村规民约”并不适用于外村人。事态陷入僵局。后经黎光村委会黄主任调解,事情最终以对方被罚500元收场。

此事在当时成为当地的轰动事件。让邓仪没想到的是,捕鱼罚款事件后,全村人坐下来开了一个会议。他们讨论、总结并反思,为什么大家吵吵嚷嚷八九个小时,还是吵不出个结果?他们反思的,不是找谁罚了款,而是在制度执行过程中的明细度不够。

在邓仪看来,某种意义上说,村民们事后的这种态度已经上升到政治家的高度。“我们很多历史事件,错了就错了,我们寄希望于哪个人来拨乱反正。而村民们在遇到具体问题时,是以修正的态度来面对,他们认识到应该细化规章制度,如本村人违规罚多少,外乡人罚又是多少;钓上鱼和未钓上鱼应该有所区别。他们的做法,是许多专家、学者,以及所谓的精英阶层想像不到的。”

生态产业化

生态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村寨银行”成立后的又一组织,其目标是引领全村村民致富,生态产业被定为合作社的发展方向。合作社建立了统一的财务制度,成立了财务小组;完善了内部管理制度,选举出了监事会;形成了全村所有自然保护区和保护制度联动并互相监督的决议;从而在全村的层面搭建了全新的社区公共资源共管平台。

金河村原来以种烟叶为主,烟叶需要大量木柴烤制,显然不属于生态产品,村民就开始思考新项目,他们决定种植核桃。为此,还成立了专业合作社,核桃油已成为合作社的主打产品。

2017年3月,由金河村村民充分讨论后自主发起的核桃油冷榨股份制项目也正式启动。在项目方的申请下,丽江健康与环境研究中心对该项目进行了资金支持。

村民们有着丰富的药材种植经验,依托良好的林下资源,他们开展了冬虫夏草、天麻、猪苓、附子、白芨等种植,并确立了药材仿野生种植股份制项目。他们期待,他们倾心种植的这些药材能“走出去”,被更多的人认识。

李玉坤一直担任河源村生态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同时也是河源股份制养蜂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坦言,合作社运行的效果并不理想,问题就是,大家总是站在NGO的角度做这个事,没有商业头脑,故事讲得再好,市场有自己的一套,比如供应量,由源头到销量的过程,农民完成不了,NGO也完成不了,要有专业的商业团队来解决。“淘宝上人家的苹果既大个又光滑,而我们的苹果长得不大,卖相又不好,怎么卖?”

黎光村生态合作社理事长蜂金龙也一直愁着怎么把产品卖出去。他说,村里经济林果和药材的种植面积都不大,水质也不行,核桃每年产10多吨,要想规模化、集群化是不可能的。而养蜂,也不是每家每户都适合的,“要有那个基因”。

为了让生活在当地的老百姓从保护中受益,丽江健康与环境研究中心也在市场对接上进行尝试。2015年10月,他们联合项目服务区域的多家农民生态产业合作社,共同发起成立了以代销保护地农林产品为主的“大地有生联合社”。

但耿得安认为,即便对接上了市场,原生态产品要达到规模化生产也是个挑战。他说,因为不施农药、化肥,原生态产品受气候、水土的影响很大,要达到稳定的产量很困难,“比如蜂蜜,遇上雨水多,花粉就受影响,花蜜就达不到一定的产量”。
“尝试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到今天我们都不敢肯定。”邓仪说。在他看来,因为商业本身讲究“无奸不商”,要让老百姓既从商,又要不奸,这几乎只能是“半神半人”状态,因为面对金钱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谁也说不清。

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却对他说,联合社一定要商业化运作,要完全区别于公益机构的模式。刚开始,邓仪还有所抵触,可他转念一想,于建嵘说得很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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