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贺泽劲、阿勇
图/柯皓、肖文松、韦宝玉、李坤、李显锋、孟心、陈勇、《中国周刊》记者 杨剑坤
“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丰采；你向东海奔去，惊涛是你的气概，你用甘甜的乳汁，哺育各族儿女；你用健美的臂膀，挽起高山大海⋯⋯”
这首《长江之歌》已成为许多人耳熟能详的经典，可也有很多人并不知道它是纪录片《话说长江》的主题歌。 1983年8月7日，一部名为《话说长江》的纪录片在中央电视台首播。这部关于长江沿岸地理及人文的纪录片，让中国观众第一次从荧屏上看到了国家人文地理从未有过的壮丽与真切，它释放了那个时代激荡在每个人心中的家国情怀，让每个人的心跳仿佛都与滚滚长江同频共振。
鄂黄长江大桥，湖北省第一座将景观设计融入全桥总体设计的大桥。
全长6300千米，流域面积180多万平方公里，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和摇篮，为华夏子孙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着不竭的生态和资源的保障。长江孕育的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并列为中国文明的两大源泉，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长江水系从历朝历代的行政区划过，也从文化版图上流过，它所涵养的文化无不博大精深、各具特色，巴蜀文化、南诏文化、夜郎文化、荆楚文化、岭南文化、吴越文化、江淮文化、闽文化、赣文化、桂文化，各色地域文化争奇斗艳，又共同描绘出长江的满江春色，青铜、丝织、刺绣、漆器、陶器等物质文化遗存，历经大浪淘沙，却光芒依旧。
气势磅礴的长江是否风采依旧？答案是肯定的！
时至今日，长江仍是响当当的“黄金水道”，其货运量居全球内河第一，长江流域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的40％，是我国经济重心所在、活力所在。土地肥沃的长江流域是中国最主要的农业区，生产着全国40％的粮食和1/3的棉花，长江流域的淡水鱼产量占全国的2/3以上。长江水系编织的内河运输网的水运量约占全国内河水运总量的80％左右。滚滚长江蕴藏的水力资源特别丰富,水力蕴藏量在世界大河中居第三位，是美国、加拿大和日本水力资源的总和。
观音阁，又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阁”，2016年8月28日，洪水之后拍摄。
对中国，长江意味着血脉、动力和蓬勃生机，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梦之源。只是，当我国用短短数十年的时间走过发达国家曾经用百余年才走完的发展之路时，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也给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和严峻挑战，受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以及全球气候变化、流域重大开发工程、对长江过度开发利用等影响，长江的生态环境危机一再上演，这也使得长江保护与发展持续成为社会关注热点和国家发展战略重点。2016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的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仔细聆听，便能听到，长江那拍岸惊涛，不仅是时代潮头高歌猛进的凯歌，也是敲响长江生态危机的警世钟声，更是修复长江生态环境的集结号。
武汉三镇，位于中国的长江、汉江交汇处，为武昌、汉口、汉阳三座城镇的合称。三镇发展的历史、规模、速度各有不同的特色。汉阳，历史悠久，是中国的工业中心；汉口在20世纪初期成为我国仅次于上海的国际大都市，现在为武汉市经济、金融中心；武昌则以教育为主。
长江源头，中华水塔的隐忧
长江北源楚玛尔河的发源地可可西里山，是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的主要栖居地。
杨欣曾是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首漂长江的队员，目睹了长江及沿岸的生态危机后，他开始思考冰川退缩、草场退化、野生动物大量被猎杀等环境问题，并创建了中国第一个从事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的民间环保组织。
经过努力，河源地区的盗猎行为得到了遏制，藏羚羊种群数量逐渐得到了恢复。“刚开始保护时，藏羚羊离公路很远，见人就跑，到现在，藏羚羊不那么怕人了，距离几米用手机都可以拍摄。”杨欣说，他们也从开始的盯野生动物，投向了长江源的整体生态环境，包括垃圾问题，冰川退缩问题。
杨欣告诉《中国周刊》：“对冰川的监测，我们一直在进行。冰川还在加剧后退，我们也忧心忡忡。要知道，三江源是‘中华水塔’，是我国最主要的水源地和全国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
近30年来，三江源冰川退缩的速度是过去300年的10倍。长江源最大冰川——岗加曲巴冰川近40年退缩4000米；长江正源沱沱河的发源地姜古迪如冰川，在过去的5年退缩了30多米，速度非常惊人。2013年，青海省气象局发布的《三江源地区适应气候变化决策咨询报告》预测，若降水量不变，至2100年三江源地区高度低于4000米的冰川都将消失。
武汉的金融街——建设大道，在这条街集合了武汉大部分中外资银行、法国领事馆和众多外企。在金融业改革开放的背景下，金融街发展成为武汉金融中心，在全国金融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当利益驱动的触角伸进长江源头，生态环境就难逃如被盗猎藏羚羊般的伤害。蕴藏丰富的矿产资源，引来逐利的矿产企业，矿产开采对水体产生了污染；破坏了植被，使草场涵水功能下降，水土流失加剧；三江源地区草场退化面积超过40%，私挖滥采，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长江的年平均径流量减少了24%。好在2006年，青海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在三江源地区停止开发一切矿产资源的决定，不再对当地政府进行GDP考核，生态保护与建设的考核内容取而代之。但一度泛滥的采矿业造成的生态破坏很难逆转，修复起来需要长期的坚持和投入。
眼下，三江源地区乃至整个青藏高原的人为活动越来越多，由于工业产品廉价，加之交通运输更加便捷，所以越来越多以丢弃的商品包装物为代表的垃圾进入了青藏高原。当地牧民也开始大量消费工业产品，垃圾污染就成了长江源头比较严重的问题，甚至连很多死亡动物的胃中都有塑料垃圾。
在沱沱河,特别是十几年前，几乎每一个小镇都是一个垃圾场，路边及房前屋后周围全都是垃圾。三江源国家公园建成以后，当地政府回收垃圾的力度加大，有很多巡护员管护员在开始捡垃圾，但相比内地而言，长江源的垃圾回收远远还不够，建立持续有效的垃圾回收系统是关键所在，而青藏线人口稀少分散，难以像内地城市那样建立一个完整的垃圾收运系统，所需投入更大，工作更为任重道远。
长江中下游，大开发与大保护的博弈
按水文、地貌特点，长江干流被划分为上、中、下游三段。从河源至湖北宜昌为上游段，宜昌至江西湖口为中游段，湖口以下为下游段。
武汉二七长江大桥，这是一座不影响珍稀水生物洄游的大桥。
长江上游干流长达4500多公里，长期受到滥砍滥伐、水土流失、生态脆弱等问题困扰，近二十年来，长江源和上游地区相继启动实施防护林建设、天然林资源管护、退耕还林、石漠化治理、退牧还草、水土保持等工程，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努力开始显现成效。相比而言，长江中下游流域人口密度大、开发强度高，受经济增长方式较为粗放、产业结构和布局与资源条件不匹配等因素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更大，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冲突更加尖锐激烈，统筹保护与发展的任务更加艰巨。
从经济发展的视角，或从生态保护的视角来审视长江，会得出截然不同的感官。长江中下游的生态状况，其实是长江大保护与大开发博弈的结果。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郑守仁认为，人们不断地修堤建坝、围湖造田、引水灌溉、疏浚河道和开挖运河等，已经使水生态系统严重衰退，大河生态环境保护、大河资源利用等变得日益重要。
中国科学院、世界自然基金会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自2006年起联合进行了一项关于长江保护与发展的研究项目，从2007年至2012年每两年都将研究成果汇集成报告，共发布了三部旨在为长江与流域湖泊群利用与管理保护提供参考的《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这三部报告被形象地称为长江的“体检报告”，都曾引发过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三部报告的时间跨度不长，尽管从研究到现实还有差距，可人们却仍可从资料变化中得出，长江的资源生态环境状况不容乐观。
全国1平方公里以上的自然湖泊77%分布在长江流域。2012年1月6日发布的《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2011》显示，长江流域湖泊正面临物种丧失、生态系统退化、水体富营养化、洪水调蓄能力降低和供水能力不足等问题，少数湖泊甚至面临萎缩消亡的威胁。
长江两岸重工业企业星罗棋布，华夏母亲河，正深陷“工业锁江”困局，水安全警钟时时敲响。
比如，在长江源头和上游区，以冰川融水为主要补给源的湖泊会因冰川面积大幅减少而萎缩甚至消亡。中下游区的湖泊因不合理围垦导致面积急剧减少，一些城市或围湖造田，或大量开发滩涂、填海造地以弥补土地不足；对湖泊进行过度围网和围堤养殖的开发等，也导致中下游区湖泊污染加大，水污染和富营养化程度加重。有数据表明，号称“千湖之省”的湖北省的湖泊数量已由过去的约1000个减至260多个；长江中下游的通江湖泊，由102个减少至仅剩洞庭湖和鄱阳湖，且面积还在持续萎缩，如洞庭湖近60年来水域面积已由4350平方公里减少到2650平方公里，枯水期水域面积已不足500平方公里。每年一进入秋季，鄱阳湖就提前“喊渴”，湖区水位骤降，湖床因大面积裸露而出现了万亩“草原”。鄱阳湖提前进入枯水期、“一瘦再瘦”、枯水时段延长等方面的新闻，几乎每年都要屡见报端。而流域内的大规模水电开发等重大工程，对长江生态与环境的累积影响也日渐显现，这种影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水利水电开发对流域生态影响明显，中下游水环境污染严重，气候变化尤其是极端灾害天气频发对流域生态系统干扰很大，流域内生物多样性丧失加快。
“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水质变坏，70年代鱼虾绝代，80年代就洗不净马桶盖，90年代身心受害。”是曾经生活在山青水秀的江南地区的老人的顺口溜，也是长江水质遭受污染的直观写照。
长江的中下游是我国利用长江优势推进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地区，特别是长江沿岸化工企业密集，工业排放总量巨大，远远超出长江的负荷。沿岸居民企业，长期对生活垃圾和工业排污的处理不到位，使得长江水质一天天地变坏。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是闻名全球的制造业基地，可由于缺乏对水体保护意识，这里的工业初创起步期，许多工厂曾将大量含有重金属的工业废水直接排放入江，使太湖流域、长江水体、内河水质受到严重污染。如今，虽有严格的环境保护法令法规，但一些无良企业利欲熏心，偷排问题时有发生，偷埋有毒有害废弃物的现象也难以禁绝。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2016年12月12日发布的数据表明，从2005年至2015年，长江流域废污水排放量呈现出逐年增加趋势。长江流域废污水排放量在2005年为296.4亿吨，至2015年增加到346.7亿吨（不含火电厂直流式冷却水和矿坑排水368.5亿吨，不含西藏废污水排放量）。
除工业污染之外，由农业生产、养殖业、生活污水排放等带来的水体富营养化，也是非常棘手的长江生态问题。曾是通江湖泊的巢湖、太湖，与长江阻隔后便沦为富营养湖泊，时刻提防蓝藻暴发便成了日常任务。蓝藻几乎成为了太湖的“标签”，当地每年基本上都要花半年时间用来打捞蓝藻。2007年太湖蓝藻暴发导致无锡全城自来水断供，2015年太湖蓝藻再次爆发致使周边数公里都闻得到蓝藻的腐臭味。连向来一湖清波的鄱阳湖，近年来也感受到了蓝藻的威胁。科考人员发现，2013年鄱阳湖蓝藻水华分布区域较前几年有大范围增加，同时还在鄱阳湖一带，发现了湖底因含大量营养物质，已开始从沙质变成了以淤泥为主的地质。
工业、垃圾、用来运输砂石的过驳船、太湖蓝藻等污染，是长江流域最严重的生态问题。
久负盛名的长江航运在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船舶尾气排放、污水和垃圾直排及搅动重金属底泥等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凸显，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威胁。 环保部数据显示，内河船舶60%分布在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其中大部分使用船用燃料油，尾气成为沿江城市重要污染源。相关研究认为，长江上有约20万条船舶常年运营，每年产生的含油废水、生活污水达3.6亿吨、生活垃圾7.5万吨，如不遏制直排将对水环境构成严重威胁。长江流域干流和支流的许多河段都存在底泥重金属污染问题，航运则是底泥污染的最大诱因，含有汞、铅、砷等重金属的底泥被船舶螺旋桨搅动产生的污染在环境中难以降解，对包括人类在内的各类生物神经、排泄、运动、生殖等系统会造成严重损害。
长江的生物多样性危机
长江是一条生命的纽带，长江及其流域拥有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群落、物种，数量在中国七大流域中居于首位,流域内分布着多个具有国际和全国意义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分布中心，其中国家级重要生态功能区20个，占全国重要生态功能区（50个）的40%。
捕鱼的“迷魂阵”因对长江鱼类繁殖造成极大的危害，已被渔政部门明令禁止。
从江源到河口，长江有如一条美丽的水晶珠琏，将复杂的地形地貌和生态环境联缀成一个生机盎然的“天然物种基因库”。长江流域有上千种物种，拥有水杉、银杉、珙桐等孑遗植物及大熊猫、金丝猴、白鱀豚、扬子鳄、朱缳等长江流域特有的古老珍稀物种。
长江同时也是重要的珍稀水生生物物种基因库，长江水系(包括湖泊)有鱼类378 种，约占全国淡水鱼类总数的 33%，居中国各江河鱼类资源之首，其中特有鱼类的数量约170 种。长江流域的天然捕捞产量曾占到全国淡水鱼总捕捞的60%以上，是我国淡水鱼最重要的产区。” 对长江鱼类的家底，王利民如数家珍。
然而，竭泽而渔的过度捕捞，非法的酷渔滥捕，使得长江淡水渔业成了稀缺资源，近年来四大家鱼卵苗发生量监测数据徘徊在1亿尾左右，仅相当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监测量的0.3%。当全国淡水产品的年产量达3100万吨以上，长江天然水域捕捞年产量却不足10万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水生所研究员、鱼类专家曹文宣早在2006年就为此呼吁“长江渔业资源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为让长江鱼类休养生息，应在长江实行长期禁渔，至少休渔10年。”
王利民现任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专职副理事长，该基金会是阿拉善SEE基金会和38位湖北项目中心会员一起发起，他还是一名保护生物学博士。工作中，他在一线接触到长江不少的环境问题。上世纪末，受到工业发展、人口增加、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长江流域的水质环境变得恶劣起来，全流域只有一半的水功能区达标，而水质的变化影响到生物的生存。“长江珍稀水生野生动物的生存状况非常糟糕，常常用岌岌可危来形容。每个年代都有我们熟悉的珍稀水生动物从长江消失。”王利民看到许多物种因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最终走向灭绝：
鲥鱼在上世纪50年代曾有54.7万吨的产量，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从长江消失；
本世纪初的2002年及2003年，在南京及宜宾都报道误捕到白鲟，但到现在白鲟都没有回到过人们视野；
白鱀豚在1980年代初还400多头，1990年调查时有200多头，2007年宣布功能性灭绝；
长江江豚2012年调查有1040头，但在以13.7%的年速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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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捕鱼、滚钩、网围、布围铺天盖地，这是对鱼类资源的实行的毁灭性捕捞，给处于极“濒临”状态的江豚造成极大的威胁。
从长江珍稀水生生物的资源衰退情况不难看出，长江的生态环境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还在恶化。长江的生物多样性危机是全域性的，比如，上游是长江的特有鱼类的主要分布区，而上游特有鱼类的约40%为受威胁物种，通天河中的长丝裂腹鱼、裸腹叶须鱼、中华鮡、黄石爬鮡等已被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和《中国物种红色名录》。长江中下游的鱼类大幅度减少、很多珍稀鱼种濒危或灭绝，因为水利工程对长江干流及鄱阳、洞庭两湖豚类和长江干支流一些珍稀濒危鱼类生存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已建成的数以万计的水电站对许多鱼类栖息的水文情势带来了不可逆转的巨大改变，阻断了不少鱼类的迁徙通道，很多鱼类的栖息地被片段化，河流生物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趋于单一，水生生物种类和数量均急剧减少，生存空间被大大压缩，直接影响到生物的多样性。
对造成长江生物多样性危机的原因，王利民认为：“表面上看都是水利工程建设、挖沙、排污、航运、非法渔业等人类活动，深层次的原因，还是意识和参与。”
站在NGO组织工作人员的角度，王利民特别想分享一个观点：“那就是社会化参与需要考虑影响更多的企业、企业员工及上下游客户等成年人参与，因为他们对自然的认知和了解非常重要，他们的改变，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可以带到工作实践中，直接影响他们的生产行为，实行传统生长的转型，尽最大可能减少发展对生态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
面对有如慈母般哺育了我们的长江，我们也许还应该从一句古印度格言中吸取智慧：“空气，水和土地不是父辈给我们的礼物，而是我们向子孙的借款。”
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无法用停止发展来解决生态问题，但我们能在发展中保护生态环境，用良好的生态环境保证可持续发展。长江，是我们向子孙借来的一笔巨款。绿色发展就是对长江保护的最好承诺。
责任编辑：杨文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