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三五战略工程组委会执行主席
首都高校博士团首席顾问 北京拓维研究院院长
王 毅
2019年12月29日
摘要：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一百周年是一个历史的轮回，在鸦片战争之后，连续不断的屈辱与失败，迫使我们经历了一个从外到内的深刻蜕变，从“技术变革”（洋务运动）、“制度变革”（戊戌变法）到“文化变革”（新文化运动），让我们如此具有“中央王国”心态的骨子里很骄傲的国家反思到自己的文化根子上，而且要推翻自己全盘接受别人，这是一个非常漫长且异常痛苦的过程；从某种程度来说，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一百年后的今天，历史开始轮回了；中国通过建国七十周年的发展，对世界的贡献正在从器物层、制度层逐步递增至文化层，传统文化必须再次复兴才能支撑起民族复兴的伟业。如果说，百年前的文化不自信与全盘的自我否定，是为了抛却历史包袱而轻装出发、谋求新生的话；而今天，我们必须要重新盘点历史赋予我们的优秀成果，带着祖先与这个土地给予我们的礼物而重新起航；毕竟再怎么学习别人，我们也不可能成为别人，我们依然是我们；而且中国要成为世界的领袖国度，必须要给人类新文明，给这个世界以独特的贡献，而这个贡献的源泉首先是来自于我们的传统文化。
而接下来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我们将如何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什么？
且很多哲人与智者都说过，世界的希望在中国，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现在世界也面临着一系列的危机，如生态危机、信仰危机、文化危机和社会危机等等；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延续的国度，有望于提出系统的解决方案。十年前我就提出，这一百年来，中国正在经历“文化强国三部曲”：从“文化解构与文明觉醒”、“文化繁荣与民族复兴”到“文化融合与文明引领”。早在2016年我也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提到，现在中国要实现建国之后第三次大转型，必须要突破“三个至上”（西方至上、个人至上、物质至上）。五四百年是个很清晰的时间线，若是百年前我们是“大破”的话，那么百年之后我们必须要“大立”。除了完成从“模仿思维”到“原创思维”的思想转型外，我们还必须要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将要“立”什么？如何“立”呢？
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继新文化运动之后，在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热血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向封建礼教以及封建专制思想猛烈开火，进行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启蒙，彻底与传统文化进行切割，抛却历史包袱而跨入了救国存亡的新时代。这并不是当时的人们“数典忘祖”，而是在内忧外患之下不得已才在百般痛苦中为了新生而割断了文化脐带。而百年之后，历史已经轮回，这百年来，我们曾忘却自我而专心向外学习，学习苏联、学习西方，而今天，历经百年奋斗之后中国已经中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现在到了我们自己必须得“自成一派”的时候了，否则我们将永远只能是亦步亦趋的跟随者，更遑论世界性大国的引领者。
我们现在面临着“文化复兴”与“文明引领”两大主题。
一．五四百年与文化复兴
那我们将如何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什么呢？这几年有些念经班与女德班等重回公众视野，也引起了很多热议。我想我们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可以探讨下，1840年中国为什么会打开国门。中国国力当时为什么会衰落这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综合性的问题，涉及到世界的潮流以及清政府的闭关锁国等等。但是我们至少要搞清楚，当时的传统文化到底出了什么错？在抗战胜利前后，国民党与共产党各抛出了自己的建国方略，于是形成了两个“中国之命运”之争。一方的代表作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1943年3月10日），另一方的代表作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9日）和《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这次“两个中国之命运”的争论，自然也包括了两种文化观的争论。最后历史选择了后者，主要的原因，除了蒋的方案过分强调一党利益之外（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更重要的是，他主张要用传统文化来立国（《中国之命运》一书以大量的篇幅概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成长与发达”的历程，“四维八德”的形成及其内涵等。蒋介石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作为国民道德的教条，“礼义廉耻”作为中国的立国纲维），又没有解释清楚传统文化中的哪些要素带来了中国近代的失败。所以一大批精英知识分子与民主人士代表为此而非常失望，对《中国之命运》所宣传的血统论和封建道德论进行批判，从而转向共产党；蒋的方案终究还是没有被历史所采纳。
那么传统文化到底出了什么错？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之称的梁漱溟曾经断言，中国文化是早熟的。而事实上，中国文化不仅是早熟的，同时也是早衰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宋代时达到了巅峰，但“宋明理学”之后（提倡存天理、灭人欲）就完全教条化，理学的自我修养信条转化成广大民众的一种现实的社会伦常，沦落为扼杀人性的软刀子，造成了“文化早衰”。而新文化运动的斗士鲁迅所说的“吃人的礼教”所批判的正是这些类似“三纲五常”的压迫人的教条。思想家张申府曾喊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不是没有道理的。
是的，错的是不是传统文化的内核，而是这些演绎出来的残褪。真理多走一步就会变为谬误；无论多好的东西极端化、绝对化、教条化之后都会变得反动；正是这些极大地禁锢了人的思维，使中国走向衰落。
那么传统文化的内核究竟是什么呢？表面上是“名、位、序”，实际上是“仁义礼智信”等，这些都有其合理的内涵。而对于传统文化内核概括最好的是被称为“千古圣雄”的王阳明了，“千圣皆过影，良知是吾师”，他讲求的是“致良知”。王阳明反本溯源，找到了传统文化的“活的灵魂”，掀起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另外一次“高光时刻”。而“良知”是什么呢？王阳明认为，良知人人具有，个个自足，是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而我们认为，“良知”是宇宙放置于每个人内心的生命密码，是“道”是“佛”也是“圣”。找到了“良知”，也就找到了圆满自足的“本心”、“自性”。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一个字就是“仁”，而在我们看来，“仁”就是“以天地之心为心”，也即“致良知”。按照“良知”来生活，就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与宇宙合一。所以说，复兴传统文化，不仅仅是诵读经典，更是要回到经典的起始点，“致良知”，找到天地间人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本之所，找到“浩然正气”的最初始源泉。
几百年过去了，王阳明依然热度不减；现在神州大地还在掀起学习王阳明的风潮；其他的大家可能早已黯淡在历史之中了。比如拿王阳明与另外一个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相比。朱熹更多属于历史，而王阳明在现实中依然被奉为圭臬，是因为朱熹的部分观点是某个历史时期的产物；而王阳明是“活”的，他捕捉到了宇宙放置于每个人内心的灵魂密码——良知，通过“致良知”来接通宇宙是种亘古不变的修行方式。
而如何能够“致良知”呢？除了面壁自省、扪心自问，梳理自己内心真正的追求之外，我们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论。三十年前，因为人生的某种际遇，为进行生命自救，我走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深处，这就是传统文化中的“禅修”以及“禅定”。“由静而生定，由定而生慧”；在某种状态下，去感受天地的本质；在某种状态下，让真正的自我浮现出来，来审视与纠正自己的思维以及生活；在某种状态下，抵达本源。这个方法论，可以与培根所发明的“实验”的方法相提并论，培根的“实验”是“把大自然抓起来拷打让他说出自己的秘密”；而这个方法则是“让真理在宁静无波时自我浮现而说出自己的秘密”。这种“禅修”、“禅定”，应该是“东方神秘主义”中最为隐秘、也最绵延不绝的部分。禅修是了悟生命本质的修炼。被全世界封神的苹果乔布斯之所以能够取得傲人的业绩，与他进行禅修的经历有着极大的关系；因为乔布斯学习禅修的目的是为了开发出宁静的力量，通过修禅找到真我、直觉和人生事业的方向和答案。现实生活中，真正的失败者都是忙得没有时间思考的人；因为没有时间思考，所以更是如无头苍蝇般乱撞从而更加速了失败；而越是失败，也越是不敢面对自己、面对惨烈的现状，所以也更不敢静心思考。“禅修”与“禅定”是一把通向自我神性、通向宇宙大道的密钥。拨开迷雾、回归本心，“致良知”，知行合一地活着。这种方法论将会促成人文的回归，就像实验的方法带来了科学的进步一样。
当今的中国，是个信仰空心化的国度。“钱”变为了我们的集体信仰；当然生存压力大，每个人都在被生活所裹挟，这也不能完全怨大家。但是这样下去，只会“四维不张、国之将亡”。我们只有回归本源，回归到传统文化的核心处，“致良知”，从“单向度”的人变为“全人”，才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而一旦人把“本我”从“私我”中解放出来，不仅仅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会从内部实现脱胎换骨地更新，更会焕发出巨大的蓬勃而出的创造性的生产力，助“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让我们的以往靠血汗与资源所支撑的“世界工厂”变为活力四射的创造基地。这样中国才能真正领航世界。
几十年前梁漱溟便预言：人类文化的未来趋势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生活在激荡的20世纪，梁漱溟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有独特的解读。他主张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将从“以身为主”的资本主义转变为“以心为主”的社会主义；而中华文化正是“以心为主”的文化，所以其“可因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得复兴”。
二．五四百年与文明引领
同样，在目睹和洞察了世界的危机之后，很多智者也都认为“世界的解答在中国”。80年前，大哲学家罗素曾预言，中国将给人类以全新的希望。30年前，大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中国的“融合与协调的智慧”将给人类前途以无限的启示和触发，并预言中国文明将统一世界。而当代杰出的人文主义者李约瑟博士则说，只有用儒家思想才能解救西方的科学危机以及人文危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则认为“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
而从方法论上我们首先要进行“文化复兴”（复兴与回归），而从思想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上，我们则要与时俱进，进一步来“创新”与“创造”，从而拓展我们的“思域空间”，从而进行“文明引领”（融合与引领）。
我十年前就提出了“文化强国三部曲”：“文化解构与文明觉醒”、“文化繁荣与民族复兴”、“文化融合与文明引领”。如果说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我们是“文化解构与文明觉醒”的话，那么经过一百年的奋斗，以“五四百年”为标志，我们已经到了“文化融合与文明引领”的阶段。历史时点不同，我们的姿态也将不同。一百年前，我们所经历的是痛苦的解构，我们的姿态是谦虚甚至是匍匐的，这在当时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是对的；而一百年后，我们要成为世界的领袖国度，当然我们依然是“谦谦君子”，但是我们将更加自信、更加昂然，若还是一副人云亦云、亦步亦趋的姿态，将对不起我们的历史方位。百年了，我们将要经历的是“大破”之后的“大立”，“立什么”？“怎么立”？这是我们要去不断叩问自己的问题。这绝不是盲目的复古，也不是简单的模仿，我们需要的是一场“中体西用马相”系统融合后的全新创造。我们必须要产生新的范式，这将是一场全新的“发现”与“发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范式”。
大时代呼唤大建构，大建构呼唤大智库。什么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痛点、难点与需求点？是关于中国范式的思想建构。中国在成为世界领袖的过程中，正在走向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这既不是老路，也不是邪路，我们没有任何的模板可以照搬或者遵循。前三十年我们可以学苏联，后三十年我们可以学西方，而现在我们必须得自己“打版”！我们要在西方现代性之外找到一条东方现代性之路。而一条崭新的道路，谈何容易！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是如库恩所说的“范式创新”，这是其中难度最大的部分。而这是一个政治家与思想家的角色不得不分野的时代，这个建构的工作如此之难，必须要有专门的智库与思想家团队来完成。非“时代思想家”不足以完成这样的建构，非长时间理论与实践充分融合的积累也不足以完成这样的建构。而这样的建构对于中国来说已经是亟需的，现在开始做显然已经来不及了，所幸的是21年前我们智库成立伊始就开始了这种探索。而能够承担这样历史任务的智库必须符合这样的条件：（一）有二三十年的较长历史，并一直在为时代谋局；（二）成功过，而且一直在持续成功；（三）有充分的信息源泉，与现在中央高层之间有过交集；（四）具有独立性，由中国社会最优秀最有良知的人来组成；（五）有具备罕见思想深度与建构能力的“时代思想家”；（六）曾经抵达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深层。而拓维智库有幸正好符合这些条件。我廿一年前就开始创立拓维智库，在9月21日我们拓维智库主办的“中国范式与中国道路：建国七十周年与中国国民的主体担当”高层研讨会上，我曾经说过“‘中国范式与中国道路’研究对于别人来说是课题，对于拓维智库来说则是使命”。我们把这种‘中国范式与中国道路’研究，统称为“中国道路思想理论体系”或者“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我在2015年11月29日在人民网发表了“‘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构建与国际高端智库的时代使命”的署名文章，该文发表后被一些中国问题研究的知名学者赞誉该文奠定了中国道路及“四个自信”背后的逻辑假设和理论基础，意义重大而深远！文中我提到如下内容：
“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至少应该包括如下的组元：
1. 共同的哲学思想基础：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范式创新。
在孕育中华民族五千年绵延不绝的中华传统哲学基础上，融合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以及西方的系统哲学等优异成果，突出两种思维范式的高度统一，以东方思维范式为根基，西方科学思维范式为支撑，形成面向时代、面向未来的哲学思维范式。当今世界问题与中国问题的根源是‘取其一半’、‘各执一端’的片面思维，只有范式的融合与统一才能带来真正的和谐、和平与和解。
2. 稳定的共同的理论主题：中国梦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围绕人类新文明的两种选择——东方道路与西方道路，回答中国是否能为人类新文明的制度建构提供新的可能。
（1）对于人类新文明的解答。中国只有在解答人类发展困局中才能找到自己的清晰存在，才会发出让世界为之侧目、为之驻足的声音。世界正处在第二轴心时代来临的前夜，文明之间在相互注视、碰撞与冲突之后，将迎来一次文明大融合。西方‘个体中心主义’的分析思维范式已经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作为五千年唯一一个文明延续的国度，中国被寄予厚望。‘世界的未来在中国’很多如罗素、李约瑟、汤因比等先哲都做过如此预言。中国将在解答世界的同时迎来软实力崛起的最佳契机。中国还不是 ‘游戏规则制定者’， 只有帮助世界解决问题才能争夺国际话语权。（2）对于中国大转型的解答。这既是建国以来的第三次转型，也是五百年来的第二次大转型。中国既要回答如何从‘单极突破’到‘五位一体’的转型，更要回答如何在完成现代化进程的同时向后现代社会转型。‘敢问路在何方’？这次大转型我们将会走向哪里？我们的蓝图、愿景与路线图又是什么？怎么保证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3）中华民族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必须要提出超越并包容西方普世价值的核心概念体系，才能帮助中国以精神立国。拿什么来浇灌信仰空心化的中国?我们要构建除了党的伦理体系之外构建的国家伦理体系。作为一种哲学批判，我们用从文化检醒的角度建构一个以文化为价值核心的‘文化中国’。从价值哲学的角度，这一问题的本质是中国的自我理解与自我建构，其背后是个人与社会、制度与价值等经典理论问题。
3. 共同的重要的基本观点：中国梦各个时期探索的有机统一。
囊括追寻中国梦过程中的各种探索，包括早期启蒙思想、三民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治国理政思想等思想理论成果，将追梦(道路探索阶段)、造梦(道路中试阶段)、圆梦(道路成型阶段)三个阶段的基本观点形成完整的逻辑体系，形成有机的统一体。而不是碎片式的零散的简单罗列。
而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的背后则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与中国知识体系的构建。既要有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范式创新，又要有基础理论等的全面突破。”
现在，拓维智库的“中国范式与中国道路”研究已经取得了如下成果（篇幅原因，只能简要列举）：
首先是哲学与基础理论的突破：我们有一套“拓维复质哲学与弘毅思想文化体系”，这是所有的思想源泉。在我们早已完成的《人类新文明宣言：第二轴心时代的整体跃迁》一书中，我们认为人类到了“第二轴心时代”，从对“执其一端”的思维方式进行分析，从而提出了我们的“第三条道路”的主张，这个就为“中国范式”与“西方范式”的并列提供了理论上的坚实基础。其次在应用理论层面，我们有一套《三五战略工程体系》，包括在国家层面的三重和谐与五位一体、企业层面的三生五赢以及个人层面的三爱五福。最后在实践落地层面，我们有套《中国大转型：人类新文明坐标下的中国梦体系构建》一书，这本书不仅有对于“百年中国梦之三个三十年”的描述，还有对于中国道路的系列深入思索。在试点与案例层次，这些年我们已经打造了五个全国性的案例：非公经济党建案例、海峡战略案例、“国家伦理体系”与“五位一体战略”案例、公共治理与“量服”案例以及中国道路三个三十年红旗渠样本案例等等。案例层面成果我们也正在以案例著作等方式在面对社会。
虽然我们已经做了很多，而且未来三十年我们也将持续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依然觉得势单力孤。最后，我将引用2014年12月28日“中国梦与世界未来暨高端智库国际研讨会”上我所发表的《中国梦“三五”战略工程组委会暨拓维智库致社会各界关于共同组建中国梦高端智库及其多层次智库生态体系的公开倡议书》的段落来结束今天的文章：“作为世界唯一一个五千年文明延续的国度，中国面临着成为人类新文明的区域试点的历史机遇，这个试点的名字就叫“中国梦”。这个试点是两千五百年未有之变局的产物，届时，她将诞生与当今西方世界不同、但会至少与之并列的另外一套文明范式，在西方分解式思维范式之外运用中国系统思维范式，在西方话语体系之外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在西方知识体系之外构建中国知识体系，在西方式民主之外构建中国式民主，这些内容的完成绝非是一时、一城、一域之功，必须集全民及全社会各种力量共同参与完成。”
今年是建国七十周年的五四百年，离“中国·2049”还有整整三十年时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重要节点上，在这五四百年的岁末之际，希望这样的反思与展望能对今天的国人具有特殊的时代方位“导航”式的积极意义。
来源：华夏小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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