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我国GDP增长率为6.3%。在全球经济趋弱、国际贸易纷争不断、国内长期积累一些结构性矛盾凸显的情况下，我国经济稳中有进，维持在全球GDP平均增速的两倍以上，来之不易。有人认为，依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导致中国政府负债高，不如西方信用高，形成经济增长潜在的风险。国投信达首席经济学家何晓宇教授表示，事实上恰恰相反，通过国际对比，中国政府的杠杆率并不高。
国投信达政信金融研究团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
一、我国政府部门杠杆率相对美国、日本较低
对比前三大经济体美国、中国、日本，中国负债率较低。我们先来看看美国的负债额。
近60年来，美国联邦债务每年都在增加，1958年赤字开始时，美国的债务为2800亿美元，如今增长了75倍，大约为22万亿美元。
2016年美国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106%，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2028年美国债务至少将达到40万亿美元，美国债务10年后或达GDP的247%。
日本政府对基建投资抱有很大热情，将其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上世纪9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灭以后，日本政府采取持续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导致日本政府的债务水平持续扩张，债务占GDP的比重从1985年的50%持续上升到2016年的199%。
中国政府部门杠杆率不高
中国政府部门杠杆率从2008年12月的27.1%上升至2017年6月的45.7%。相比之下，同期美国政府部门杠杆率从71.7%上升至98.0%，欧元区从71.9%上升至101.2%。
截至2017年第三季度，中央政府债务余额为12.89万亿，仅占2016年GDP的17.3%。相比之下，美国占比近100%，日本占比近200%，欧元区也在75%以上。而且中国中央政府债务的增速也不高，2015和2016年的增速分别为11.44%和12.63%，2017年前三季度同比增长10.12%。
如果对比全球前四大经济体美国、中国、日本、德国，2018年6月末，政府杠杆率从高到低依次为日（213.2%）、美（97.8%）、德（66.5%）、中（47.6%）。中国政府杠杆率是四者中最低的。
2017年底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各实体部门的杠杆率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最新数据显示，到2019年一季度末，中国政府部门杠杆率为37.67%。Wind数据显示，6月末地方政府债券余额为20.1万亿。相对于美国22万亿美元债务，数额并不大。
今年年初，原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表示，中国政府的负债率是40%左右，而且稍微低于40%，在全球主要经济体是低的。日本和欧元区国家负债率普遍较高，同时希腊、意大利等欧债危机国家，也具有较高的政府负债率。为此，国投信达首席经济学家何晓宇表示，目前我国政府部门负债率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也低于印度、巴西、马来西亚等其他部分发展中国家，政府负债率仍有较大上行空间。我国在政府投资基建拉动经济增长过程中，地方政府虽然形成大量债务，但即使考虑近40万亿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我国政府部门的杠杆率也不到80%，而美国超过100%，日本政府约为238%。
国投信达首席经济学家何晓宇表示，过去几年，中国政府投资力度较大，负债率上升较快，确实积累了一些风险。如今中国通过供给侧改革等各类方式去杠杆，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从省级层面来看，江苏、浙江等东部省份负债绝对规模较高，但相对负债率较低，总体风险可控。贵州、青海等西部省份债务量较大，但总体风险仍然可控。其中不确定性风险来自于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目前中央有关部门已经出台各类防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文件，包含对隐性债务摸底、化解等内容。随着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逐步显性化，风险也逐渐可控。并且我国政府财力雄厚，地方政府有充分的方法和能力来化解债务问题。
二、不同经济体韧性、弹性不同：中国政府资产雄厚 债务化解方式多样
国投信达首席经济学家何晓宇认为，在减税降费、去杠杆、调结构的大环境下，2019年上半年GDP增长率为6.3%，说明中国经济韧性足，加上我国国有资产数额庞大，政策对相关资源的腾挪空间较大，风险更加可控，对负债也有充足的化解能力。
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国有企业资产总额1928640.9亿元，同比增长8.8%；负债总额1243637.8亿元，同比增长8.5%；所有者权益合计685003.1亿元，同比增长9.3%。今年前5个月，国有企业利润总额13929亿元，同比增长8.7%。因此，国投信达首席经济学家何晓宇表示美国和日本政府所拥有的资产规模远不如我国政府，除了国企部门资产，我国政府还拥有大量行政性资产、土地和自然资源，因此我国政府更具备加杠杆的承受力。
国投信达首席经济学家何晓宇表示，实际上，对于地方债化解，政府有充足的准备。
第一，2015年之后，中央政府大力规范地方债务，债务逐渐显性化，成效显著，风险可控。
第二，从2015年开始，地方政府融资唯一合法途径只有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我国将地方债发行权集中在省级政府或者计划单列市手中，充分考量财政承受能力，偿付更有保障。而且发债要向财政部申报、备案，接受监督。
第三，地方债可以滚动发行，尤其是可以在银行柜台销售，为政府融资提供方便。实际上，政府杠杆可以不断借新还旧，短期内可以缓解增长压力。
第四，日渐火爆的政信金融可以帮助地方政府化解部分债务问题，缓释经济系统性风险。政信金融作为地方政府合法的融资工具和手段，配合中央政府的财政、货币、产业和土地等宏观调控政策，通过地方政府债券、产业投资基金、资产证券化、保理和租赁、定向融资计划等工具获得资金，能够直接降低和控制地方政府本身的债务率和杠杆率。
目前，在地方隐性债务化解方面，地方政府已经尝试出了1、镇江模式——政策性银行介入+债务重组；2、山西模式——行业整合+平台化债；3、海口模式——严控规模+消化存量；4、陕西模式——规范平台运作+聚焦公益类国企；5、湖南模式——区域平台整合+严控项目融资。国投信达首席经济学家何晓宇看到中央政府也通过大力推广PPP模式、推动政府融资平台的转型发展等政信合作方式，不断降低杠杆率，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国投信达首席经济学家何晓宇表示，很明显，2008年次贷危机以后，全球都在借钱，发达国家借钱消费，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借钱生产和投资。从2012至2018年7年间，日本的GDP累计跌幅接近20%，美国的GDP累计增长约27%，我国的GDP总量累计增长了67%，是三个国家里面增速最快的，而且增长后劲最大的仍然是中国。
国投信达首席经济学家何晓宇表示，在当前全球经济不乐观的情况下，中国通过调结构、投资稳增长等方式，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政府有能力通过自身信用建设，来帮助中国经济平稳增长。总体来看，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政府债务总额并不多，政府杠杆率相对较低，风险较小。
来源：中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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